天起誓的举动，在春秋时期具有特殊的严肃性。“矢” 即 “誓”，《说文解字》“矢，弓弩矢也”，引申为 “以矢为誓” 的庄重仪式。当时的人们认为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对天起誓是最高级别的承诺，《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周书?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可见 “天” 是裁决是非的终极权威。孔子选择对天起誓，而非向子路解释，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涉及个人品行的质疑，唯有诉诸至高的 “天” 才能证明清白。
“天厌之” 的 “厌”，并非简单的 “厌恶”，而是 “弃绝” 之意。《诗经?小雅?节南山》“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左传?昭公十五年》“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可见 “天厌” 意味着失去天命的庇护，在宗法社会中是最严重的诅咒。孔子连说两遍 “天厌之”，强化了誓言的力度，相当于现代语境中的 “如有违礼，愿受天打雷劈”，这种决绝的态度，展现了他面对质疑的坦荡 —— 若非问心无愧，绝不会以如此严重的誓言自证。
这声誓言，还暗含着对师徒关系的痛心。孔子对弟子向来 “因材施教”，对子路更是 “由也兼人，故退之”，常用严厉的方式引导他。但这次 “矢之”，更像是无奈的呐喊 —— 连最亲近的弟子都无法理解自己的苦心，不得不求助于上天的见证。《论语?子罕》记载孔子 “吾谁欺？欺天乎？”，可见他认为欺骗上天比欺骗人更不可容忍，这种对 “天” 的敬畏，与他 “敬鬼神而远之” 的态度并不矛盾 —— 他不信鬼神显灵，却坚信 “天” 代表着永恒的道义法则。
誓言背后，是孔子对 “德” 的坚守。他曾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将个人品德视为立身之本。面对南子这样的争议人物，他早已预料到可能的非议，但坚信 “身正不怕影子斜”。《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困境中保持操守是他的信条。对天起誓，实则是向子路、向世人宣告：我的行为虽看似可疑，却符合内心的道德准则，经得起上天的检验。
这声誓言，更藏着乱世中圣人的孤独。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所到之处不是被礼遇而后疏远，就是被围困而后驱逐。在卫国的这次争议，只是他漫长漂泊中的一个缩影。当最信任的弟子都产生怀疑，他能倾诉的唯有 “天”—— 这个无形却公正的存在。《论语?宪问》中孔子 “莫我知也夫” 的感叹，《微子》中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的共鸣，都印证了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而对天起誓，是孤独中的坚守，是黑暗中的微光。
五、历史回响：后世对 “子见南子” 的解读
从战国到明清，“子见南子” 的故事不断被重构，成为解读孔子形象的棱镜。《论语》仅用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二十七字记载，却为后世留下巨大的诠释空间 —— 有人为孔子辩护，有人质疑其行为，这些争论恰如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观。
战国时期的孟子，率先为孔子辩护。他在《万章上》中说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将 “子见南子” 置于孔子 “厄于陈蔡” 等困境中，强调圣人 “遭厄” 时的无奈。孟子认为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圣人的行为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见南子正是 “可以仕而仕” 的选择，不应苛责。
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详细记载了事件的背景，特别提到 “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强调孔子的 “不得已”。他还记录了孔子见南子后的举动：“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