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至四百余万” 的中兴气象。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正名” 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 “名” 与 “实” 的关系：有时需要 “以名正实”（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导实践；有时需要 “以实正名”（如商鞅），用实践修正理念；更多时候则是 “名实互证”（如《唐律疏议》），使二者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应对 “不觚” 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器物演变中的永恒
觚的形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从商代的繁复到西周的简化，从春秋的变形到秦汉的消失（被爵、觯取代），再到宋代以后的仿古复制，但它承载的 “名实相符” 精神却始终未变。这种 “形制可变，精神恒在” 的现象，揭示了应对 “不觚” 困境的深层智慧 —— 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后的核心价值。
汉代虽无实用觚，但 “正名” 精神体现在铜器铸造中。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 “错金铜博山炉”，虽非礼器，却在山峦纹饰中融入 “昆仑” 意象，炉盖的烟雾从山峦间升起，象征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的传统；炉座的盘龙纹则对应 “四神拱卫” 的礼制，使 “名实相符” 从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马王堆汉墓的 “漆绘食案”，长 70 厘米，宽 40 厘米，虽形制与西周礼器不同，却严格遵循 “食不言，寝不语” 的礼仪规范 —— 案上杯盘摆放 “左酒右食”，与《礼记?曲礼》“进食之礼，左殽右胾” 完全一致，仍体现 “尊左卑右” 的等级观念。这说明汉代虽 “器变”，却未 “道变”，正如孔子所希望的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形式可简，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 “唐三彩” 虽多为冥器，却暗含 “名实” 考量。西安出土的 “三彩骆驼载乐俑”，骆驼上的乐师分坐两侧，中间舞者姿态谦卑，这种 “左右对称、中为尊” 的布局暗合 “君臣有序” 的礼制；乐师所持乐器 “琵琶、箜篌、笛”，皆为宫廷雅乐之器，而非民间俗乐，确保 “名”（宫廷乐俑）与 “实”（乐器组合）相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秘色瓷”，虽为瓷器取代了青铜，但其 “秘色” 之名（意为 “皇家专用，秘而不宣”）与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实）完美对应 —— 考古发现的 14 件秘色瓷，器形规整，釉色青碧，与文献 “类玉类冰” 的记载完全一致，体现了 “名实相符” 在新器物中的延续。
宋代的 “仿古礼器” 运动，更显对 “觚” 之精神的回归。宋徽宗命人编撰《宣和博古图》，收录历代青铜器 839 件，其中对 “觚” 的形制考证尤为详细：“觚，酒器也，所以礼天地、事鬼神、和人伦者也。其制上圆下方，体象天地，容量二升，应乎中和。” 他还命汝窑、官窑仿制古觚用于祭祀，考古发现的 “宋仿商觚”，虽纹饰简化，却严格遵循 “高 30 厘米、口径 15 厘米” 的古制，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 “范铸痕迹”，使其 “名”（仿古礼器）与 “实”（祭祀功能）相符。虽然后世批评其 “泥古不化”，但这种努力背后，是对 “名实相符” 精神的坚守。
元明清时期，觚的形制进一步艺术化，却仍未失其 “神”。元代的 “青花觚”，纹饰变为 “松竹梅”“缠枝莲”，但 “上宽下窄” 的基本造型仍未变，象征 “谦尊而光” 的伦理；清代的 “珐琅彩觚”，器身多绘 “婴戏图”“花鸟纹”，功能变为陈设器，但其 “对称平衡” 的美学仍暗合 “礼者，天地之序也” 的传统。乾隆年间的 “仿青铜釉觚”，甚至在器身刻 “大清乾隆仿古” 款，明确 “名”（仿古）与 “实”（创新）的关系 —— 既不隐瞒时代，又不背离传统，这种 “明变守常” 的智慧，对当代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极具启示。
当代的 “文创产品” 中，也可见 “觚” 之精神的延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 “角楼咖啡杯”，杯身图案严格按照角楼 “九梁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