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 “世卿世禄” 制。史书载，秦军士兵 “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正是这种 “以实定名” 的激励效果。他还设立 “告奸” 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司马迁评价商鞅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 “循名责实” 的成效。
但商鞅的 “正名” 过于刚性，只重 “实” 而轻 “名” 的教化功能。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 “度、量、衡” 的标准 ——“一尺约合 23.1 厘米，一升约合 202 毫升”，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 “燔诗书而明法令”，焚烧儒家典籍。赵良曾劝他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 “正名” 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 “名” 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 “春秋决狱”，开创了 “以名正实” 的司法传统。董仲舒提出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 为由，认为甲 “非律所谓殴父也”—— 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动机）为 “救”，故 “实”（定罪）不应为 “殴父”，最终判甲无罪。这种 “原心定罪”，通过《春秋》的 “大义”（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 “名” 对 “实” 的引导作用。
唐代的《唐律疏议》，是 “名实相符” 的制度巅峰。这部法典开篇即 “名例律”，明确 “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将 “名” 的定义与 “实” 的量刑严格对应。如对 “谋反” 的定义：“谓谋危社稷”，解释为 “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从 “名” 的内涵到 “实” 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贵的是，它还设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 “名实相符” 无死角，形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 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 “正名”。朱熹提出 “理一分殊”，认为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 是 “理” 的体现，“实” 是 “理” 的落实。他编订《家礼》，规范 “冠婚丧祭” 的礼仪，甚至细化到 “深衣” 的尺寸 “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丧服” 的布料 “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他说 “礼即理也”，试图通过 “正” 日常生活之 “名”，来涵养人心之 “实”，这是对孔子 “觚不觚” 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 “考成法” 践行 “循名责实”。他规定 “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如规定 “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他还设立 “随事考成” 制度，“月有考，岁有稽”，使 “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 “因循苟且”“名实背离” 的积弊 —— 如官员 “报喜不报忧”，水灾只报 “淹没田亩十之三”，实则过半；征税只报 “已征八成”，实则不足六成。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短期内使明朝出现 “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