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时，“堕三都” 以强公室，叔孙氏堕郈，季孙氏堕费，孟孙氏守成，定公围成弗克，最终因三桓反对而失败，可见鲁国传统的顽固。但孔子并未气馁，转而致力于教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将礼乐教化从朝堂推向民间。
孔子晚年删订《春秋》，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他说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通过褒贬史事，赋予礼乐新的精神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强调礼的本质是敬，乐的本质是和，而非外在形式。
《春秋》记载 “郑伯克段于鄢”，不称 “兄” 而称 “郑伯”，讥其失教；书 “天王狩于河阳”，实乃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讳言以存周礼。这种 “微言大义”，正是对僵化礼乐的革新 —— 礼不在形式，而在人心。这种 “礼之本” 的思想，为鲁国的变革指明方向：礼乐不应是束缚，而应是 “道” 的载体。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为 “鲁变至道” 提供理论支撑。他说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将 “道” 归结为 “仁”。针对鲁国 “礼不下庶人” 的弊端，提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将贵族礼仪推广为全民道德。
他见梁惠王时，直指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批判功利主义的危害；却也不废实务，主张 “深耕易耨”“省刑罚，薄税敛”，“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将礼乐教化与民生改善结合，这正是 “鲁变至道” 的路径 —— 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本。
荀子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 “鲁变至道”。他认为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强调 “道” 的实践性。针对鲁国礼仪僵化的问题，提出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礼仪的根基回归天地、先祖、君师，去除形式化的繁文缛节。
他主张 “化性起伪”，认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过礼乐教化改造人性之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涂之人可以为禹”，普通人通过 “学至乎礼而止矣” 的修养，皆可达到 “禹” 的境界，为普通人通过修身达 “道” 提供可能，这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
汉代的董仲舒，融合齐鲁思想，构建 “天人三策”，使 “鲁变至道” 在制度层面落地。他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 “道” 神圣化；又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鲁国的礼乐为核心，吸收齐国的刑名之学，形成 “德主刑辅” 的治理模式。
他主张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解决民生问题（齐之务实）；又强调 “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和 “仁、义、礼、智、信”，规范社会秩序（鲁之礼乐）。这种 “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方略，正是 “道” 的实践形态。元光元年，武帝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被武帝采纳，开启了儒学独尊的时代。
宋代的二程与朱熹，进一步深化 “鲁变至道” 的内涵。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将 “道” 归结为 “天理”；朱熹则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达于 “道”。
针对宋代礼制松弛的问题，他们编订《家礼》《近思录》，将礼乐普及到民间，“冠婚丧祭” 皆有规范。《家礼》简化了古礼程序，如冠礼 “三加” 改为 “一加”，婚礼 “六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