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布局仿佛在诉说：生死有别，但德行的传承无间；地位有差，但精神的光芒同等。历代文人拜谒孔林时，多在两墓前驻足，如元代画家赵孟頫在《谒孔林》诗中写道：“伯牛有疾天何酷，颜子早亡道未孤。千古斯文长在兹，夕阳荒草自荒芜。”
九、古代的疾病认知：从 “神罚” 到 “病理” 的探索
伯牛所患的 “恶疾”，放在春秋时期的医疗认知背景下，更能理解孔子的痛惜与无奈。古代对疾病的解释，经历了从 “神罚” 到 “病理” 的漫长探索，每一步都充满人类对自身的追问。
鬼神致病说：原始社会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礼记?檀弓》记载 “夏后氏葬于东阶之上，殷人葬于两楹之间，周人葬于西阶之上”，不同的葬俗对应着对鬼神的不同理解。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多有 “疾年”“疾疫” 的记载，应对方式多为祭祀、占卜，如 “贞：王疾，告于祖乙？”（《甲骨文合集》）。
阴阳失衡说：《黄帝内经》提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疾病是阴阳失衡所致。伯牛的 “恶疾”，按此理论可能是 “热毒过盛” 或 “正气不足”，治疗需 “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这种理论虽仍有模糊性，却摆脱了鬼神迷信，走向自然哲学的解释。
气候致病说：《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种 “六气致病说”，将疾病与自然环境联系，是古代病理学的重要进步。
伯牛生活的时代，正是从 “鬼神致病” 向 “自然致病” 过渡的时期。孔子虽未直接论述医学，但 “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态度，显然倾向于理性解释。他对伯牛之疾的叹息，不是抱怨鬼神不公，而是哀叹自然规律的无情，这种理性精神为古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十、古代的医疗条件：从巫术到方剂的实践
春秋时期的医疗条件有限，面对伯牛的 “恶疾”，即使是孔子也无能为力。了解当时的医疗实践，更能体会 “自牖执手” 背后的无奈与深情。
巫医不分的时代：春秋时期，巫与医尚未完全分离，《论语?子路》记载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可见巫医是当时的主要医疗从业者。他们既用祈祷、符咒等巫术，也用草药、针灸等疗法。如《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梦到厉鬼，召桑田巫占卜，巫说 “君不食新矣”，后来景公果然死于新麦收获前，反映了巫医的影响力。
草药知识的积累：《诗经》中记载了多种药用植物，如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周南?芣苢》），芣苢即车前子，有清热利尿的功效；“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召南?草虫》），薇即野豌豆苗，可清热解毒。这些草药知识为后来的《神农本草经》奠定了基础。伯牛患病时，很可能也服用过类似草药，但对 “恶疾” 效果有限。
针灸与按摩的应用：《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战国，但其中的针灸理论在春秋时期已萌芽。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骨针，可能就是早期的针灸工具。《庄子?外物》记载 “针、石之所及也”，说明春秋时期已有针灸疗法。按摩则更普遍，《礼记?内则》记载 “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家人可为患者按摩缓解痛苦，这或许是伯牛在病中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照料。
医疗条件的落后，让古人更依赖 “天命” 与 “德行” 的心理支撑。孔子 “自牖执手” 的安慰，在某种程度上比药物更有效，因为它能缓解患者的心理痛苦。这种 “心理疗愈”，是古代应对疾病的重要补充，也让 “人文关怀” 在医疗中占据特殊地位。
十一、伯牛之疾的艺术再现：从画像石到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