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时，“有棺而无椁”，未遵循士阶层 “棺椁具备” 的礼制，但孔子认为 “称家之有无” 即可，不必强求。这种 “宁戚” 的丧礼观，与同时期吴国公子季札 “肉袒亲推棺椁，行泣血之礼” 的真挚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对虚伪礼制的批判力量。
（二）仁与礼的本体论重构
孔子将 “仁” 确立为礼之本，完成了从 “神道设教” 到 “人性自觉” 的伦理革命。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这种思想脉络清晰可见：“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认为礼义源于人类天然的情感需求。这种情感本体论在现代心理学中获得印证：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 “情感认知理论” 表明，道德判断的形成始于婴幼儿对养育者的情感依恋，与孔子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的论断不谋而合。
“克己复礼为仁” 的命题，构建了 “情感 — 理性 — 实践” 的伦理闭环。朱熹在《朱子语类》中阐释：“克己便是胜却自家私意，复礼便是复天理之正。” 这种将个体情感与普遍伦理相统一的思维，与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 形成跨时空对话 —— 两者都强调通过主体间的情感共鸣达成伦理共识。
（三）仁礼关系的实践智慧
孔子对礼之本的诠释，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在《论语?乡党》中，详细记载了孔子日常践行礼仪的细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这种根据不同场景调整礼仪表现的方式，体现了 “礼以时为大” 的灵活性，与康德 “绝对命令” 式的伦理观形成鲜明对比。
在教育实践中，孔子通过 “礼射” 活动培养学生的情感认同。《礼记?射义》记载：“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这种将射箭礼仪与道德修养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肢体动作的规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 “仁” 的精神浸润。
三、礼之本的历史回响：从先秦到明清的诠释脉络
（一）战国诸子的多元对话
墨家以 “兼爱”“节用” 为武器批判儒家礼制。墨子在《节葬下》中痛斥：“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 主张 “棺三寸，足以朽体；衣三领，足以覆恶” 的极简丧葬。这种功利主义取向虽切中时弊，却忽视了礼的文化记忆功能，如埃及金字塔作为法老陵墓，其建筑本身即是文明传承的象征。
道家对礼的批判更为彻底。老子在《道德经》中直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庄子则以 “儒家盗墓” 的寓言讽刺礼制虚伪：儒生口诵《诗》《书》却趁夜盗墓，“东方作矣，事之何若？”“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这种激烈的解构主义姿态，实则是对礼崩乐坏现实的绝望反弹，与尼采 “上帝已死” 的现代性批判形成精神呼应。
（二）汉唐经学的制度化诠释
汉代《白虎通义》将礼之本与 “三纲五常” 绑定，提出 “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这种宇宙论化的诠释在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直观呈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既象征阴阳和谐，又隐喻 “君为臣纲” 的伦理秩序。但这种制度化也导致礼的异化：东汉末年，陈蕃、李膺等清流名士 “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将礼仪变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引发王充在《论衡?非韩》中批判：“儒生之徒，皆以长衣大裙、操持案牍为礼，而不知礼之实也。”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试图调和情与礼。他注释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 时指出：“此皆至痛内发，自然如此，非由外饰。” 强调丧礼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礼仪的强制要求。这种回归孔子情感本体论的努力，为宋明理学的 “理一分殊” 埋下伏笔。
（三）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建构
程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