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学术交流机制。在坤泽大学设立“中华文化研究院”，邀请联邦各国学者参与，重点研究“儒家与宪政”“道家与市场”“法家与法治”等交叉课题。
研究成果不设标准答案，而是通过辩论形成“共识清单”，供各国参考。例如“法治”既可以是明国的“法典+判例”，也可以是越国的“议会立法+法院解释”，只要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即可。
可是文化融合非一日之功，甚至可能伴随争议。但只要守住“传承”与“包容”的平衡，让联邦各国在认同“大明根脉”的同时，又能保留自身特色，这个由差异构成的共同体，便能在动态平衡中延续下去。
想到这些之后，朱昭熙在返回坤泽城后的第三周，便向虞国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和虞国代表大会提交了召开第一次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
虞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对于朱昭熙的提议毫不犹豫的同意了。毕竟从地方党组织汇总的数据显示，劳动党自成立以来，党员人数已从最初以朱昭熙这个劳动党发起人为主的几个人扩张至现在的三十多万人。
这些党员覆盖了工业、农业、军事、教育等所有核心领域。其中，工人党员占比58%，农民党员23%，知识分子党员17%，其他阶层2%，基本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结构设计。
但党组织的层级建设虽已完成，全国性的统一思想会议却始终缺位，地方支部在执行政策时，常出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偏差。
例如云陇省的矿山支部将“集体主义”简单等同于“平均分配”，导致技术工人与普通矿工薪资拉平，引发技术骨干流失。这些问题印证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性，大会的召开不是为了形式上的统一，而是要在具体实践中明确原则边界。
这场迟来了多年的会议，参会人员的筛选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从全国两州十二省、三百二十七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按党员比例选出代表，最终确定五百一十四人。
他们中既有云陇省煤矿的老矿工党员，也有同泽钢铁厂的技术骨干，还有负责农村土地改革的地方干部，平均党龄五年，无一例外都有基层工作经历，且在本职岗位上有明确业绩，避免“空谈理论”者占据话语权。
会议地点选在坤泽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座建筑由虞国国营建筑公司设计，摒弃了传统宫殿的繁复装饰，保留着水泥浇筑的立柱和钢制桁架，墙上未挂任何装饰，只在主席台两侧悬挂着两条标语：“实事求是”“团结奋斗”。
工作人员提前三天对会场进行检查，重点确认通风系统和座椅稳定性，代表们将在这里连续开五天会，每天的议程排满八个小时。
开幕当天上午八点，代表们凭红色证件入场，按预先划定的区域就座。朱昭熙穿着普通的灰色工装，提前十分钟走进会场，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下。
她面前的长条桌上，只放着一份装订成册的会议议程和一支钢笔，没有茶杯，按会议规定，除午休时间外，全程不提供饮水，避免频繁离席影响进度。
八点三十分，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议程是审议《虞国劳动党工作总结报告》。报告由中央书记处起草，全文共三万七千字，分四个部分：组织建设、经济实践、思想教育、对外联络。没有任何修饰性表述，全部用数据和事实说话。
“截至去年年底，全党共有党员三十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基层党组织覆盖所有国营工厂、县级行政区和七成以上的乡镇，但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部分农村支部半年未开展活动，三十七个工厂支部书记由行政领导兼任，十二县的党员发展存在‘唯学历’倾向。”
经济实践部分，报告列举了这些年的计划的完成情况：钢铁产量达标率百分之九十二，铁路铺设里程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五，粮食自给率从百分之六十七提升至百分之九十八。
但同时指出，“国营企业管理效率仍有不足，同泽钢铁厂的非生产性开支占比高于计划指标三个百分点，云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