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我们开始隐瞒、保留技术呢？”组织部长反问，“上个月我们对韩国的蒸汽机图纸做了技术阉割，这事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引发议论。有人说我们‘把技术当武器，背离了无产阶级互助的原则’。”
朱昭熙沉默了。这正是最棘手的困境：无私援助可能养虎为患，有所保留则会动摇信仰根基。她想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的问题是，当“国家机器”掌握在其他社会主义者手中时，该如何确保它服务于无产阶级，而非国家利益？
“同志们担心的，是各国党员会逐渐变成国家社会主义者。”朱昭熙重新坐下，在纸上写下“阶级”与“国家”两个词。
“如果我们带头搞技术封锁，他们就会觉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天经地义。久而久之，‘无产者联合’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宁国、明国的霸权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她突然站起身：“通知下去，召开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会议。让韩国、代国、南武洲六国的劳动党领袖，以及各国工会、工厂的积极分子都来坤泽城。”
“会议主题是什么？”组织部长问。
“开诚布公。”朱昭熙的眼神异常坚定，“把所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技术援助的边界在哪里？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如何平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该建立怎样的协作机制？让他们自己说，我们一起议。”
她顿了顿，补充道：“告诉他们，别带外交官，别准备发言稿。就以‘无产者’的身份来谈，如果他们还认这个身份的话。”
三个月后，坤泽城的工人文化宫挂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来自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走进会场，没有皇室仪仗，没有政府徽章，大多穿着工装或棉布便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