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泽城的政治局会议室里，朱昭熙面前放着联邦各国的制度分类表。红笔标注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增至十九个：虞国、韩国、代国、越系十国，以及南武洲的楚吴国、蜀齐国等六国。
这些国家的名字旁，都附有简短备注，韩国的工业国有化进度、代国的土地分配细则、楚吴国的工会组织规模。
“十九个。”朱昭熙用指尖划过纸面，声音在空荡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但真正能称得上‘同志’的，有几个？”
列席会议的组织部长翻开统计册：“韩国的朱征钊在工厂管理中保留了皇室持股，代国的朱俊桑拒绝将军队指挥权移交议会，南武洲六国虽推行土地国有，却在矿产开发上坚持‘按国分配’。”
“这就是问题所在。”朱昭熙起身走到地图前，联邦的疆域被不同颜色标注，红色区域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却被明黄、靛蓝等色块分割得支离破碎，“我们信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前提是阶级利益超越国家界限。
可现实是，每个红色区域的管理者，首先考虑的仍是‘本国利益’。”
她指向韩国的位置：“朱征钊上台后，将宁国资本的工厂收归国有，却对虞国投资的造船厂保留了特殊条款，理由是‘保障韩国的船舶出口优势’。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但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国与国之间如果进行主义之争，那就是你死我活了。”
军事部长补充道：“代国上个月拒绝了我们的联合军演提议，朱俊桑的回复是‘代国军队需优先保卫本土安全’，看起来的确各国就算是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依旧很难达到互信的程度啊。”
朱昭熙回到座位，翻开虞国与南武洲六国的技术合作协议。其中楚吴国的条款尤为刺眼：要求虞国提供全套轧钢设备，却拒绝共享铁矿勘探数据，理由是“矿产资源属国家核心利益”。
这个时候朱昭熙想起了原世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句子‘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朱昭熙的手指敲击着协议，“可现在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不仅有祖国，还在为祖国的资源、市场、边界争执不休。
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头来，他们用这套制度强化的却是国家主权，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
组织部长递上另一份文件：各国劳动党的成分分析。韩国劳动党党员中，皇室成员占12%；代国的县委书记里，70%是原佃农联盟的地方首领，从未系统学习过阶级理论；南武洲六国的党内会议，仍沿用“君主立宪时期的议事规则”。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借社会主义解决本国危机的实用主义者。”朱昭熙的语气带着不加掩饰的失望。
“朱征钊需要工人支持以稳固政权，朱俊桑要靠土地改革安抚流民，南武洲六国不过是想借我们的技术摆脱明国控制。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国家利益的外套。”
“那我们的援助该如何调整？”工业部长问道，“上个月楚吴国请求派遣冶炼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团队。”
“暂停。”朱昭熙的回答很果断，“如果他们只想学技术，不想学制度；只想用国有化提高效率，不愿搞阶级教育；只想让虞国承担成本，却拒绝共享成果——这种援助只会养出更强的竞争对手，不是同志。”
她走到窗前，坤泽城的工厂区正传来汽笛声，那是虞国工人在进行班前集会。这里的工厂归全民所有，管理者由工人选举产生，利润按劳动贡献分配，阶级差异被压缩到最小。可这种模式一旦跨越国界，就会变形。
“国内可以做到公平，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阶级基础。”朱昭熙的声音低了几分，“但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法则从未消失。
韩国用我们支援的纺织技术抢占联邦市场，代国把我们提供的化肥优先用于出口作物，南武洲六国甚至在私下讨论‘如何用虞国的技术制衡虞国’。”
军事部长的眉头紧锁：“如果全面援助，我们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反噬。当年越国拿通用车床改造炮管的事，就是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