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技术的应用需要文化支撑：越国商人重视契约精神，适合发展私营经济；虞国强调集体协作，更适配国营模式。关键是让“工匠精神”“务实理念”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渗透到不同的技术体系中。
连续多日，朱昭熙都在典籍与现行政策间比对。她发现，联邦各国的亚文化，其实都带着大明的烙印：明国的科举虽增设算学，仍是“学而优则仕”的延续；越国的议会辩论，本质上是“廷议”的现代变形。
洪州的选举制，也暗合“选贤与能”的古训。这些差异，不过是中华文化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形态。
难题在于如何让这些形态“和而不同”。儒家的“君臣父子”与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看似对立，但剥离具体表述，前者追求“秩序”，后者追求“公平”，可以在“社会稳定”的框架下共存。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都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只是干预程度不同。关键是找到“最大公约数”——那些无论制度如何变化，都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内核。
朱昭熙在笔记本上列出核心共识：
以“民为邦本”统合不同治理理念，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需以民众福祉为根本目标；
用“和而不同”包容制度差异，联邦不强制统一模式，但需共同遵守“不迫害平民”“不垄断资源”的底线；
借“务实精神”推动技术协作，各国的工业标准、教育体系可自主制定，但需接受联邦层面的“效能评估”；
靠“历史认同”强化纽带，通过编撰《中华通史》，将各国历史纳入“大明传承”的脉络，而非割裂叙事。
这些构想，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政策。朱昭熙首先想到的是教材改革。虞国的义务教育课本，需在“科学基础”之外，增加“中华文化通识”模块。
从《论语》选段到《天工开物》案例，用现代语言解读，避免教条化。同时，推动联邦各国联合编写《文化共识读本》，选取各国都认可的历史事件、思想片段，作为跨国学徒交流的基础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