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换以及存款业务，名为“恒生银号”，取“永恒生长”之意。
然而，这几位创始人眼光独到，经营有方。
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机遇，在站稳港城脚跟后，迅速将业务网络扩展至内地，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大埠设立了分支机构。
恒生银号以其诚信经营和灵活服务，逐渐在华南地区的商界赢得了良好声誉。
战争结束后，港城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
纺织、成衣、塑胶、玩具、电子制造业、转口贸易和地产业蓬勃发展，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
尤其是大量从广迁移至港城的中小型制造厂商——生产成衣、玩具、塑料制品、五金配件等，他们急需资金购买设备、原材料，扩大生产规模。
然而，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资银行普遍“嫌贫爱富”，只青睐大型洋行或少数实力雄厚的华商，对这些规模小、缺乏抵押物的中小厂商不屑一顾，拒贷是常态。
恒生银行则反其道而行之。
它深刻理解这些同根同源的华商创业者的艰辛与潜力，开创性地推行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灵活信贷政策。
恒生的经理们常常深入工厂车间，了解实际经营状况，基于对业主人品、经营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判断，敢于发放“信用贷款”，或接受机器设备、存货甚至未来订单作为抵押。
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帮助无数中小厂商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难关。
而当这些厂商日后发展壮大，成为港城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中坚力量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恒生银行最忠诚、最核心的客户群体，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均首选恒生。
恒生银行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华商客户网络，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港城华资银行的翘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65年，港城爆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
导火索是明德银号因过度投资地产失败而倒闭，引发了市场对中小银行的普遍恐慌。
挤提风潮迅速蔓延。
作为当时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不幸成为恐慌情绪下的首要目标之一。
1965年4月5日，恐慌的储户在恒生银行各分行前排起了长龙，争相提取存款。
仅一天之内，恒生就失去了高达8000万港元的存款，占其当时存款总额的六分之一！挤提持续数日，到4月上旬，恒生银行累计流失的存款总额已接近2亿港元，其流动性濒临枯竭，命悬一线。
面对生死存亡，恒生银行董事局当时只剩下三个艰难的选择：
接受美国大通银行的援助：大通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支持，但条件苛刻，要求获得恒生银行的管理权甚至控股权。
停业并由港城政府接管：这意味着恒生品牌将彻底消失，由政府主导清算或重组，股东权益可能归零。
向港城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求助：寻求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持。
经过董事局成员，尤其是何善衡、何添等人的彻夜权衡利弊，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前两条路都可能导致恒生银行独立地位的终结。
而汇丰银行虽然同为英资，但长期扎根港城，与华商关系相对密切，且在港府支持下拥有最强的资金实力和信誉。
为了保住恒生银行的品牌、员工队伍和大部分客户基础，避免引发更广泛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董事局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务实的决定：将恒生银行的控股权出售给汇丰银行。
在获得港英政府财政司的紧急批准后，1965年4月9日，汇丰银行宣布以5100万港元的代价，收购恒生银行51%的股权，取得了绝对控股权。
汇丰承诺保留恒生银行的品牌、管理团队和经营特色，并立即向恒生注入巨额流动资金，迅速平息了挤提风潮。
此后，汇丰不断增持恒生股份，最终持股比例超过62.14%，实现了完全掌控。
1962年的港城，作为远东璀璨的明珠，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