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良的“对抗路”玩法还没有实施，就被节目组给叫停了。
“齐良老师，咱们节目的主题要尽可能正能量一些，您还是按照主线剧情走吧。”跟拍pd委婉的道。
“OKOK，没问题，我就这么一说。”
...
飞机缓缓降落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跑道两侧的红土地在晨光中泛着铁锈般的色泽。陈遥解开安全带，耳机里的歌声还未停歇，那句“可我心敞亮”在她胸腔里久久回荡。齐良合上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云南麻风病康复村的卫星地图??一个藏在哀牢山深处、被密林环抱的小点，像被时间遗忘的句末标点。
“信号还是弱。”他低声说，手机仅有一格微弱的4G，“估计进村后就得靠离线模式了。”
陈遥点头，将设备箱重新检查一遍：三套便携录音系统、两台备用电源、防潮密封袋里装着定制降噪耳麦，还有从甘肃带回来的一小包枸杞??她答应过王建国的老婆，要把这些声音传得更远，也要把这份心意带到下一个需要被听见的地方。
接机的是当地卫健委派出的向导，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医生杨瑾，白大褂外披着冲锋衣，眼神清亮却带着长期熬夜的疲惫。“村子不通公路，最后五公里得徒步。那边条件……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封闭。”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仿佛早已习惯用克制来包裹沉重。
越野车沿着盘山道颠簸前行，窗外是陡峭的峡谷与缭绕云雾。午后两点，他们在一处护林站换乘摩托车，由两名村民引路深入丛林。泥泞小径蜿蜒向上，藤蔓垂落如垂泪的帘幕。途中，一名向导忽然停下，指着远处山坡上一块斑驳石碑：“那是老隔离区入口，八十年代前，进去的人就再没出来过。”
陈遥望着那块几乎被苔藓吞噬的碑文，隐约辨出“防疫禁地”四个字。
傍晚六点，他们终于抵达康复村。二十几间低矮砖房围成半圆，屋顶铺着防水布，院墙用竹篱简单围起。几位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脸上残留着疾病留下的疤痕，手指蜷缩变形，但目光依旧温和。一位拄拐杖的老妇人颤巍巍迎上来，用方言说了句什么，杨瑾翻译道：“她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
当晚，临时录音点设在村卫生室。一张旧桌子充当操作台，隔音帘是村民们连夜拆了自家窗帘缝制的蓝布。第一位讲述者叫“阿?”，七十六岁，十九岁时因确诊麻风被送入此地，丈夫当场烧毁她的衣物和照片，对外宣称她已病逝。
她坐在麦克风前，声音轻得像风吹落叶：“我没死。我在山上活了五十七年。每年清明，我都对着北方磕三个头，因为我妈葬在那里。可没人告诉我坟在哪，我只能朝天拜。”
她顿了顿，抬手摸了摸左脸凹陷的皮肤：“有人说我们是瘟疫，碰一下就会传染。可你看，我给村里接生过十八个孩子，哪个染上了？我们不是病毒，是被吓怕了的人忘了怎么靠近彼此。”
第二位是“岩坎”，原名刀永明，曾是县中学教师。发病后被迫退职，妻离子散。“我教了一辈子语文，最后一课讲的是《岳阳楼记》。我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学生问我：老师，那你为什么不能回家？”他苦笑，“我答不上来。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