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7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第五个年头，大唐帝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年轻的皇帝在先后铲除了韦后与太平公主集团后，真正掌握了至高权力。
此时的唐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制度框架已然成熟，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弊端：
官僚系统膨胀、吏治渐趋松弛、贵族功臣集团尾大不掉、土地兼并初现端倪。如何革除积弊，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是摆在唐玄宗面前的首要课题。
皇帝选择了两位风格迥异但才能卓着的宰相——姚崇与宋璟，来辅佐他实现这一宏愿。
关中饥荒与太庙崩塌这两起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成为了检验两位宰相施政理念与个人风格的试金石，也为我们观察开元初年的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开元初年的关中地区，作为帝国的京畿之地，承载着远超其土地负荷的人口与职能。
府兵制渐趋瓦解，均田制开始出现裂痕，庞大的官僚系统和禁军消耗着巨大的粮食资源。
一旦气候异常，雨水失调，脆弱的农业经济便难以为继。
开元四年的这场饥荒，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帝国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的一个征兆。
洛阳地处运河枢纽，交通便利，漕运成本远低于长安，且周边农业基础雄厚。
因此，唐玄宗的东巡，表面上是为“就食”，深层则蕴含着对帝国经济格局调整的长远考量。而太庙，作为李唐皇室合法性与天命所归的象征，其突然崩塌，在奉行“天人感应”学说的汉代遗风犹存的唐代，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冲击和舆论危机。
由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关中发生了饥荒，唐玄宗在召回宋璟时就已决定来年将要东巡洛阳，因此任命宋璟为西京留守。
然而，到了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月二日，太庙的四个房间突然倒塌了。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让唐玄宗也深感不安。他身穿素色衣服，在偏殿主持朝会。
在朝会上，唐玄宗询问宋璟和苏颋，二人回答：“陛下应该服丧三年，三年尚未期满，却突然要东巡洛阳，恐怕违背了上天的旨意，这才降下灾异来警示陛下，希望陛下暂停前往。”
唐玄宗又问姚崇，姚崇却回答：“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期的，年代久远，木材朽坏，恰巧碰上了陛下的行期，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饥荒而东去洛阳，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不可失信于人。只需将祖先牌位暂时迁至太极殿上，重修太庙即可，应该如期出发。”
唐玄宗大喜，赏赐给姚崇二百匹绢，命其五日一朝，仍像宰相那样入阁侍奉。
这场朝会上的对答，堪称中国古典决策心理学的经典案例。
唐玄宗此时面临着一个典型的“认知失调”（itive dissonance）情境。
他既相信“天人感应”（太庙崩塌是上天警示），又有着现实的迫切需求（东巡洛阳解决饥荒问题）。这两种认知产生了冲突，导致其心理上的不适和焦虑。身穿素服、移驾偏殿，都是其试图缓解这种焦虑的仪式化行为。他迫切需要一位能臣为他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失调。
宋璟与苏颋的回应，体现了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的“超我”（Superego）人格结构。他们将礼法、孝道和天意置于最高位置。他们的建议核心是“风险规避”，宁可暂停已经准备好的东巡，也不能冒“逆天”的风险。这种回应符合道德理想，但对于亟需解决现实问题的皇帝而言，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加剧其认知失调。
姚崇的回应则展现了一个高超的“自我”（Ego）如何巧妙地调和“本我”（Id，此处可理解为皇帝的现实需求）与“超我”（礼法、天意）的冲突。
重新归因（Reattribution）：他将太庙崩塌这一“天意”事件，巧妙地归因于一个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