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了郝灵荃。这个行为本身，就充满了深层的心理动机。它既是一种“投名状”，也是一种“祸水东引”的策略，试图将唐朝拉入突厥的纷争，为拔野古部寻求一线生机。
于是，郝灵荃与颉质略，这两个原本命运轨迹毫不相干的人，因一颗可汗的头颅，一同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可以想象，这一路上的气氛是何等微妙与紧张。
郝灵荃怀着立下不世奇功的激动与谨慎，而颉质略，则怀揣着国仇家恨与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他的内心必然充满了“创伤后成长”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复杂斗争……
当阿史那默啜的首级被呈送至御前时，大唐朝廷的反应是迅速而明确的。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正致力于开创盛世的年轻君主，下达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命令：将这颗曾经让北境颤栗的头颅，“高悬街头示众”。
贞小兕作为鸿胪寺主簿，虽未亲临现场，但也能从同僚们的描述中，感受到那场面的震慑力。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武力炫耀，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威慑操作”。涉及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是长安的百姓，更是那些蠢蠢欲动的四夷藩邦，尤其是那些刚刚归附或仍在观望的草原部族。
通过公开展示强大敌人的悲惨下场，大唐帝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挑战天威者，虽强必戮。这是一种目的在于建立“安全权威”形象的社会心理学实践，它极大地满足了帝国臣民的集体安全感，同时也对那些潜在的挑战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心理恐吓。
这一“悬首”事件，果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从众效应”和“安全需求”爆发。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原本在突厥羽翼下，如今失去依靠的部落。“拔野古、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也都归降了唐朝”。
贞小兕见证了此时空，唐玄宗的确展现出了——天朝君主的胸怀与手腕，下令“将降众安排在大武军以北”。
紧接着，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
“稍后，契丹酋长李失活（最初反叛的契丹酋长李尽忠的堂弟）、奚人酋长李大酺也率众归降”。贞小兕对叔父说：“脱离中原王朝长达二十一年的契丹与奚人，重新回归了唐朝的朝贡体系。“
朝廷对此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唐玄宗下诏：
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并将其下属的八个部落酋长全都拜为刺史。
任命将军薛泰率领唐军前往镇抚。
封李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
一时间，鸿胪寺的案头堆满了关于安置、赏赐、礼仪的文书，贞小兕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些纷繁的政务中，她清晰地感受到了群体心理的微妙变化。
这些部落的归附，绝不仅仅是政治站队，更是群体在失去强大保护伞后，出于生存本能，急切地寻找新的“安全基地”的心理过程。强大的唐帝国，此刻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避风港。
然而，北方的故事并未因阿史那默啜的死亡而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加扑朔迷离的篇章。
阿史那默啜死后，汗位自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小可汗阿史那匐俱”。
但是，突厥内部的权力结构早已暗流涌动。第一任可汗阿史那骨咄禄的儿子——阿史那阙特勒，一直心怀不满，意图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一系的汗位。
很快，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爆发了。
阿史那阙特勒“发动政变，杀死了小可汗阿史那匐俱及其兄弟、亲信”，然后，“拥立自己的哥哥、左贤王阿史那默棘连为可汗”，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毗伽可汗，突厥国内称之为“小杀”。
这段权力更迭，充满了家族内部的“情感创伤”与“权力欲”的纠葛。
值得注意的是，毗伽可汗在即位后，“坚决辞让，要把汗位让给弟弟阿史那阙特勒”。这并非完全的虚伪，其中可能包含了复杂的“愧疚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