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娘，今日又打倒了几个妖怪？”八岁的小郎君支小野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将一碗冒着氤氲热气的红豆羹放在母亲的床头矮几上。
黄氏丹娘，这位出身河南乡野、却凭苦读精研医道而名动长安的女博士（唐代对专精某一学问者的尊称），此刻正强撑着从病榻上支起虚弱的身子。
她苍白的面容因用力而泛起一丝病态的潮红，目光落在儿子支小野那明显短了一截的裤腿上——几粒饱满的红豆，正从破旧的裤袋缝隙里漏出来，滚落在床沿。
一股汹涌的酸楚猛地冲上鼻腔，她慌忙垂下眼睫，将那几乎夺眶而出的热意死死压住。曾几何时，她能妙手施针，抚平无数病痛，此刻却连抬手为额角沁出汗珠的儿子擦拭一下的力气都几乎耗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秋末，年仅三十六岁的黄丹娘在缠绵病榻五年后，溘然长逝。
消息传开时，她那个总爱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慈恩寺的墙角树下，执着寻觅红豆的小儿子支小野，刚刚在国子监蒙童的算筹比试中，再次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三块象征“魁首”的小木牌。
这位曾因聪慧过人被举荐入弘文馆旁听的寒门学子，用整整五年光阴，以羸弱之躯与那名为“虚劳血枯”（古人认知中类似白血病的恶疾）的凶魔殊死相搏，最终留给这纷扰尘世的，不过是三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遗言。
五年前，当那如同晴天霹雳的诊断从她昔日太医院同窗、如今的主治御医口中艰难吐出时，丹娘的世界瞬间黯淡。
那位师兄执笔的手悬在脉案上方，声音沉重：“丹娘，此症凶险，你…需有万全之备。髓元枯竭，血海无根…此乃…虚劳血枯之极症，预后…”
话未竟，丹娘已抬手止住了他。她转身，步履虚浮却异常坚定地走向西市喧闹的街口，在一个货郎的摊子上，为儿子挑了一个彩绘的、威风凛凛的钟馗木偶。
当夜，她将小小的小野紧紧搂在怀中，指着那面目威严的钟馗木偶，声音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小野，阿娘要做钟馗了。从今往后，阿娘每日都要在身体里捉鬼打怪，把它们统统赶跑！”
孩子乌溜溜的眼睛霎时亮如星辰，满是兴奋与崇拜：“那小野能当小鬼吗？和阿娘一起打！”丹娘笑着，轻轻摇头，吻了吻他的额发：“不成，小野要当阿娘最忠实的看客，给阿娘鼓劲助威，阿娘才有力气。”
这个温暖的谎言，一讲便是五年。无数个夜晚，当蚀骨钻心的病痛与汤药的反噬汹涌袭来，丹娘蜷缩在净室（卫生间）冰冷的地砖上，呕得肝胆俱裂，浑身冷汗如浆。
门外，总能听见儿子稚嫩而认真的数数声，带着全然的信任：“阿娘今日用了三张符咒！定是打倒了三个大妖怪！”
后来，她在写给挚友的信笺上曾这样写道：“为娘者的‘演功’，皆是被稚子澄澈目光所逼。痛极欲泣时，亦要强展笑颜，摆出钟进士捉鬼的英姿来。”
其实，聪慧的支小野早已窥破了这层温柔的帷幕。蒙学的夫子发现他总将午膳里配发的几颗红枣悄悄攒下，藏在袖中，便私下询问。
小男孩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声音细若蚊呐：“…阿娘说红枣补血…我想留着给她…让她打妖怪更有力气…”
有一次，丹娘经历了一场凶险的放血（古代类似化疗的疗法）归来，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却见儿子支小野破天荒地将平日珍爱的泥偶、竹马都收进了箱笼，书案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字迹工整的满分课业。
她抚摸着儿子柔软的发顶，轻声问：“小野今日怎如此用功？”孩子抬起头，清澈的眼眸里映着母亲憔悴的容颜，认真地说：“钟进士打妖怪好辛苦的，小野要做个最省心的看客，不让阿娘分神。”
最后一次被抬入那间萦绕着苦涩药香的净室（病房）前，丹娘将支小野唤至榻前。孩子似乎早有预感，抢着开口，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阿娘，小野知道！要按时用膳，要用心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