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挑水工人，每担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劳苦大众的疾苦，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提出：对“普通病、失业、残废、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等实行优恤，注意“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提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在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红军医院，解决苏区缺医的难题。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枫香溪后，立即建立了枫香溪红军医院，后随红三军军部迁至南腰界。红军医院无论是在枫香溪还是在南腰界，除收治红军伤病员外，还收治劳苦百姓伤病员，许多时候还派医生背着药箱上门为老百姓治病，当然，由于医生较少，不可能大量出诊，但红军泽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枫香溪、沙子坡、土地湾、南腰界，至今还流传着红军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红军医生董家龙因为治好农民子女的病，不知当了多少农家子女的“干爹”。为老百姓治病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不留个人真名，老百姓从红军医生身上认识了红军，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因而，积极支持革命，踊跃参加红军，热忱地为苏维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第二，财政拨出专款，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解决苏区少药的难题。黔东边远贫困，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内药品特别是西药奇缺，许多疑难重病，医生已经确诊，但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病员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贺龙得知后，即命令各级苏维埃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财政的支撑下，不惜代价进口药品。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到敌占区购买药品，还通过减税免税和奖励的措施，发动进步商人到苏区附近地区分散采购药材，红三军派出红军战士化装潜去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贺龙军长还通过统战对象和“老关系”筹集药品。这些办法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后分散从酉阳、秀山购进了大批药品，其中不乏紧缺药品，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红军通过关系，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贺龙军长的老关系——“袍哥大爷”龚渭清筹集到一批药材送给贺龙军长，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大批药品和器械的进口，大大地缓解了苏区缺医少药带来的困难。
第三，群策群力，利用梵净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解救伤病员的痛苦。梵净山的中草药治愈了千千万万黔东人民的病。当红三军在老百姓中树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形象后，这些乡土医生自告奋勇地为苏维埃服务。他们带领群众上山源源不断地采来中草药，一篓篓送到红军医院，还有一些乡间名医和红军医生一起为军民服务。在南腰界，参加红军医院工作的乡土医生多时竟达六七十个，他们有的处方，有的配药，有的煎药，有的护理，使一个个伤员病愈出院。的确，梵净山周围的乡土医生和梵净山中药材为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拓宽医疗渠道，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红军初到黔东，因水土不服，不少官兵呕吐、泻肚、生干疮，许多农家有治疗这些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些农民还掌握正骨、消毒的土良方。红军医院床位有限，为了减轻红军医院压力，同时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红三军军长贺龙指示，依靠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把“医院”建在群众之中，将患有这类疾病的伤员寄托在有医治能力的农家治疗，这些农家在苏维埃管理下，担负起对病人护理、治疗和生活照料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适当的报酬。通过这一途径，许多较轻的病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自己的岗位。
四、保密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