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1 的战役计划。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