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于误信反动宣传，急忙跑到乌溪“避难”，后来听说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方返回了家园。通过短暂几天的接触，文氏父子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九月下旬，红三军再次来到木黄，与黔敌李成章部激战。在贺军长亲自指挥下，红军从岩口坪突围，经地荼向松桃方向转移。几天以后，文氏父子到“十二碓窝”割冬秧青。突然发现在一堆秧苞草里藏着一个人。经过探问，才知道是红军的重伤员，姓吴，四川重庆人，因伤势太重随部队转移不便，领导上给了一些药品和干粮，让他自己设法就地养伤。看着红军伤员那沉重的伤势和痛苦的表情，文万顺心头一热，深表同情，立刻叫文官平回去悄悄拿来一钵米饭。红军伤员由于伤口疼痛，只吃了一小半。文万顺又对伤员同志说：“这个地方的匪首张晏渭是个座地虎。现在你先藏在草堆里，等天黑以后，我再来背你。你千万要小心，否则连我们都危险。”伤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傍晚，文万顺包了一碗饭给伤员同志送去，并把他背到磨槽湾的岩洞里藏匿。文家老少利用秋柴割草的机会，坚持早晚给伤员送饭，不久，又把红军伤员先后转移到烟囱顶岩洞和破岩洞里。待伤员的伤势有些好转时，文万顺便把伤员同志藏到自家的厢房楼上。住了七、八天后，因张晏清匪部时常骚扰掠夺，伤员同志十分不安，对文氏父子说：“万一被发现，死我一个人倒无所谓，只怕要连累你们主人家，我还是早走为好”。他还把文万顺的名字和住址记在纸上，表示有朝一日再来报恩。文万顺一再挽留。又过了一些日子，伤员同志的伤势大为好转，执意要离开文家，去找部队。文家为了给伤员送行，特地打了糍粑，炒了干粮，送给他在路上充饥。这份情谊，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红军与百姓的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差不多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还健在的一些老人，每当忆及当年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时，总是赞不绝口，津津乐道。那些感人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他们的记忆中闪耀，永不磨灭。
贺龙将军在印江，更是成为一段传奇佳话。在红三军还未进入印江之前，贺龙的故事，便在部分群众中有所传闻。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1934年6月9日，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进入印江刀坝，6月15日又抵达沙子坡。随着红三军的旗帜所指，贺龙的名字更是人人皆知、处处传扬。贺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早先，在群众的想象中，觉得贺龙军长一定是个全副戎装、马弁成群、警卫森严、气派不凡的“大官”。6月17日，在沙子坡万寿宫群众大会上，贺龙同志发表了讲话。这时与会群众终于目睹了贺军长的形象：身材健壮，盘子脸，嘴唇上蓄有一溜黑胡子、身穿粗布衣服、脚着水草鞋、四十来岁的普通人。“啊，这就是贺龙！”“军长就是这个样子？！”不少群众倍感惊异。对于贺军长那湖南腔调的讲话，人们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可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这些新鲜词儿，人们听懂了，这些话语说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心里顿感亲切，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贺军长的形象，与百姓心中的想象截然不同。
贺龙住在沙子坡街上文世忠家堂屋，和他同住的，还有年仅十岁的外甥。在日常相处中，贺龙同志态度和蔼，没有丝毫官架子，还十分擅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迅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闲暇时，他最爱同群众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他讲的那些故事，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桩桩件件，都让群众听得入迷。谈家常时，他对群众的生活琐事关怀备至，哪家孩子上学难，哪家老人看病愁，他都默默记在心里，想尽办法帮忙解决。
有一天，贺龙听说女游击队员任修福生了儿子，取名“向狗崽”，满心疑惑，便好奇询问缘由。任修福无奈地解释：“穷人家娃儿，取个贱名好养活。”贺龙听后，轻轻摇头，认真地说：“如今穷人就要翻身做主人，得取个响亮又有希望的名字。”任修福夫妇一听，满心欢喜，连忙拜托贺龙取名。贺龙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