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和帝以来，皇帝多幼年继位，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皇权早已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天命”的神圣性早已荡然无存。
李儒的废立之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旧的皇权秩序已经失去公信力，不如用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将其彻底打碎，再以新的傀儡皇帝为核心，构建以董卓为绝对主导的权力体系。
这一谋略在短期内确实奏效：董卓通过废立，成功震慑了洛阳百官，掌控了汉献帝，成为东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
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彻底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
袁绍、曹操、孙坚等地方豪强以“讨伐董卓，匡扶汉室”为名，组成关东联军，兵锋直指洛阳。
李儒的“短期高效”策略，为董卓集团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关东联军的崛起，让董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联军虽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兵力远超董卓在洛阳的驻军（约五万人），且占据“道义”优势——“清君侧，诛董卓”的口号得到了天下士民的响应。
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李儒再次为董卓献上一策：放弃洛阳，迁都长安。
李儒提出迁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地理、军事与政治形势的综合判断：
- 长安是西汉故都，地处关中平原，四面环山（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易守难攻，有“四塞之国”之称，远比洛阳（地处中原，无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军事据点。
- 关中是董卓的“主场”。董卓常年在陇西作战，与关中士族、羌胡部落有密切联系，迁都长安可以依托其根据地的资源与人脉，稳定后方。
- 洛阳距离关东联军过近，一旦联军突破虎牢关，洛阳将无险可守。迁都长安可以拉开与联军的距离，利用关隘险阻消耗敌军，为董卓争取喘息之机。
- 最重要的是，通过“焦土政策”摧毁洛阳，可以削弱关东联军的经济基础。洛阳作为东汉都城近二百年，是天下财富与人口的聚集地，将其焚毁，既能断绝联军的补给来源，也能让洛阳的百姓与财富“为我所用”（迁至长安）。
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放弃前沿阵地，收缩防线，将战争拖入对自己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再图后举。
从纯军事角度看，无疑是一步高棋。
然而，李儒的迁都策略，是以牺牲数百万洛阳百姓为代价的。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正式下令迁都，李儒负责具体执行，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 强制迁徙：李儒命军队挨家挨户驱赶洛阳百姓，“步兵、骑兵围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数百万百姓被迫离开家园，沿着洛阳至长安的道路向西迁徙，沿途缺衣少食，饿殍遍野。史载“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原本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人间地狱。
- 焚烧都城：为了不让洛阳成为联军的据点，李儒下令焚烧洛阳城。宫殿、宗庙、官府、民宅被付之一炬，“火三日不绝”，这座历经数百年营建的帝都，瞬间化为一片焦土。东汉太学收藏的典籍、历代积累的文物，也在这场大火中毁于一旦，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 发掘陵墓：为了掠夺财富，李儒还指使军队发掘洛阳周边的帝王陵墓与贵族墓葬，“悉发掘陵墓，取其金宝”（《三国志·董卓传》）。汉武帝的茂陵、汉明帝的显节陵等均未能幸免，墓中珍宝被洗劫一空，陵寝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李儒的这些行为，彻底暴露了其“唯结果论”的冷酷本性——为了达成战略目标，可以无视道德伦理，践踏生命与文明。
他或许认为，在乱世中，“生存”与“胜利”是唯一的正义，其余皆为虚妄。
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极端的暴虐，正在将董卓集团推向全天下的对立面。
迁都长安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