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董卓入京之初，兵力不过三千，面对洛阳城内盘根错节的势力（如袁绍、袁术等士族武装，以及丁原统领的并州军），并无绝对优势。
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控朝政？这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第一个难题。
李儒给出的答案是：以暴力打破平衡，用“废立皇帝”的方式，彻底重构权力合法性。
废立皇帝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必须师出有名。
李儒首先从“天命”入手，散布“少帝昏弱，不堪为君”的舆论。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入京后，曾以“显阳苑阅兵”为名，召集百官，故意让士兵在宴席上“拔剑斩一人”，威慑众人。
席间，李儒“从容”进言：“少帝即位以来，灾异屡现，黄巾作乱，皆因君德不修。陈留王刘协，聪慧仁厚，有圣主之相，宜承大统，以安社稷。”
这番话看似引经据典，实则是为董卓废立找借口——将王朝的衰败归咎于皇帝“德不配位”，为新的权力秩序铺路。
为了强化“天命转移”的可信度，李儒还利用了当时的谶纬之学。
东汉时期，谶纬（预言吉凶的隐语）盛行，被视为“天命”的体现。
李儒暗中指使术士散布“代汉者，当涂高”“汉室气数已尽，董氏将兴”等谶语，将董卓包装成“应天承运”的新主。
这种舆论造势，虽荒诞不经，却在迷信盛行的时代起到了一定作用，让部分观望者产生了“董卓或为天命所归”的错觉。
舆论铺垫之后，便是雷霆手段。
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正式提出废立之事。
袁绍当场反对：“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
董卓怒叱：“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李儒见状，立刻上前厉声呵斥袁绍：“袁本初何敢逆天命！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皆为安社稷，定国家。今太师之举，正合古义，公若不从，必为乱臣贼子！”
一番话既搬出古代贤相的典故，又以“乱臣贼子”相威胁，瞬间压制了反对声音。
袁绍愤而离京，成为关东诸侯讨董的旗帜，但李儒的目的已然达到——通过袁绍的“叛逆”，反衬董卓废立的“正当性”。
随后，李儒亲自操办废立仪式：他逼迫何太后下诏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并宣读“策文”：“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宜承皇业，为万世统。”
这篇策文字字诛心，将少帝与何太后批得体无完肤，为废立披上了“顺天应人”的外衣。
废立之后，李儒深知“斩草需除根”。
弘农王刘辩虽被废黜，但作为曾经的皇帝，仍是反对者可以利用的旗帜。
为绝后患，李儒主动请缨，亲自前往弘农王府，赐鸩酒弑君。
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李儒带着毒酒见到弘农王，假意说：“服此药，可以辟邪。”
弘农王悲愤道：“我无疾，此乃欲杀我耳！”
拒不饮药。
李儒见状，不再伪装，命左右强行灌药。
弘农王自知难逃一死，与妻子唐姬诀别，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随后饮药而亡，年仅十五岁。
李儒的这一系列操作，看似粗暴，实则精准地击中了东汉皇权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