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际，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这场战役，便是着名的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的对手，是当时实力远不如袁绍的曹操。
曹操占据兖州、豫州等地，虽然也有一定的实力，但与袁绍相比，无论是兵力还是地盘，都处于劣势。
曹操麾下兵力不足四万，且多为步兵，骑兵仅数千人；而袁绍则亲率十万大军南下，其中骑兵三万，还配备了大量攻城器械。
因此，在战争初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袁绍必胜无疑。
战争的序幕始于公元200年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历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残害忠良”等罪状，誓师南下。
曹操则采纳荀彧、郭嘉的建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击溃徐州的刘备，解除后顾之忧，再回师官渡（今河南中牟），与袁绍对峙。
战役初期，袁绍占据优势。
他派颜良率军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佯装袭击袁绍后方，诱使颜良分兵，再派关羽突袭白马，斩杀颜良，解了白马之围。
但袁绍随即派文丑追击，在延津（今河南延津）大败曹军，斩杀文丑（一说为曹操所杀），扳回一局。
此后，双方在官渡陷入僵持，袁绍筑起土山，居高临下射箭；曹操则挖地道躲避，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就在这时，袁绍的性格缺陷开始暴露。
谋士沮授建议他：“曹军粮少，利在速战，我军应坚守不出，待其粮尽自退，再乘势追击。”
这一建议切中要害——曹操当时确实面临粮草危机，前线士兵甚至“以桑葚为食”。
但袁绍却认为沮授“怯战”，不仅拒绝采纳，还将其监军之职解除，削弱了他的权力。
另一位谋士田丰则在战前便反对南下，认为“曹操善于用兵，不可轻敌，应先稳固河北，再徐图中原”，竟被袁绍以“扰乱军心”为由关押入狱。
更致命的是，袁绍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谋士审配与逢纪交好，而郭图与淳于琼结党，两派互相倾轧。
当曹操奇袭乌巢（今河南封丘）的消息传来时，张合建议“速救乌巢，否则粮草尽失，大事去矣”，郭图却反驳：“不如乘虚袭击曹操大营，让其回救，乌巢之围自解。”
袁绍犹豫不决，最终采取了“分兵”策略——派少量兵力救乌巢，主力则由张合、高览率领攻打曹营。
结果，乌巢被曹操焚毁，粮草尽失，而曹营坚固，久攻不下。
张合、高览见大势已去，索性率军投降曹操。
乌巢失守后，袁绍大军全线崩溃。
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其余纷纷溃散，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
官渡之战的惨败，不仅让袁绍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粮草，更动摇了他在河北的统治根基——青州袁谭、幽州袁熙、并州高干各自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也开始离心离德。
公元202年，袁绍在悔恨与忧愤中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官渡之战的失败，固然有诸多客观因素，如曹操的军事才能更为卓越、曹军的战斗力更强等，但袁绍自身的性格缺陷，无疑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
他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错失战机；他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忠言，甚至迫害直言进谏的谋士；他任人唯亲，重用审配、郭图等庸才，却疏远张合、高览等名将；他教子无方，让袁谭、袁尚为争夺继承权而内斗，最终导致河北基业分崩离析。
正如曹操谋士郭嘉在“十胜十败论”中所言：“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此其所以败也。”
袁绍的去世，并未让河北的动荡终结，反而揭开了袁氏集团内斗的序幕。
他生前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导致长子袁谭与幼子袁尚争夺继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