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四年深秋的紫禁城，乾清宫的铜鹤在暮色里投下瘦长的影子。御座上的朱翊钧案头堆积的章疏像座小山，最上面那本的封皮赫然写着“请册立东宫以固国本”——这已是本月第三十七封同类奏折了。
“又是这些酸儒嚼舌根！”皇帝猛地将奏折掼在地上，明黄色的龙纹纸卷滚到太监冯保脚边。冯保赶紧拾起来，瞥见落款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心里暗叫不好。这位新科进士上个月才外放，竟敢在奏折里直言：“贵妃郑氏有专宠之嫌，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宜早正储位（储君之位），以定天下之心。”
这话戳中了万历的痛处。他这辈子最恨别人提“皇长子”，倒不是厌恶那个孩子，而是憎恶他的生母——恭妃王氏。那是个在慈宁宫当差的宫女，当年被他偶然临幸，怀上龙种后才晋封名分。万历打心底里瞧不上这种“意外”，他心里装着的，是能歌善舞、慧黠动人的郑贵妃。
郑贵妃此刻正坐在坤宁宫偏殿，手里把玩着万历御赐的羊脂玉镯。她刚从皇帝那里回来，脸上还带着委屈：“陛下，那些大臣分明是冲着臣妾来的。”她说着揉了揉眼角，露出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当年为万历挡过刺客留下的，也是皇帝对她格外疼惜的缘由。
“爱妃莫恼。”万历曾在太液池边给她立过誓，悄悄将一枚玉印塞在她手里，印文是“受天之命，既寿永昌”，“朕心里有数，这储君之位，自然是常洵（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的。”这便是后来传遍朝野的“玉盒密约”。
可皇帝的誓言在祖制面前，也是苍白无力的。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像道紧箍咒套在大明皇帝的头上。大臣们翻出《皇明祖训》里“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条文，天天在朝堂上念叨。首辅申时行是个老滑头，每次议事都顺着皇帝说“陛下圣明”，转头就把群臣的奏折打包送进宫，气得万历在文华殿摔了好几次砚台。
这场拉锯战一扯就是十五年。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二十岁，连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都能满地跑了，自己还是个没名分的“皇长子”。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却迟迟不肯就藩（前往封地），摆明了还在等机会。
这年重阳节，吏部尚书李戴率领百官跪在文华门外，从清晨一直跪到日暮。户部主事顾宪成嗓门最大，他扯着官袍喊道：“陛下若不立太子，臣等今日就死在这里！”太监出来传旨让他们退下，顾宪成回道：“除非拿到立储诏书，否则死也不退！”
宫里的万历听得真切，气得浑身发抖。郑贵妃在一旁哭哭啼啼：“陛下，他们是要逼死臣妾母子啊！”正在这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突然来报，说慈庆宫（朱常洛居所）走水，虽没伤人，但大火烧了半边殿宇。万历心里咯噔一下——那地方偏僻破败，连消防的铜缸都是空的，这分明是下人怠慢皇长子。
“罢了，罢了。”万历挥了挥手，终是下了立储的圣旨。那天夜里，郑贵妃砸碎了满屋子的珍宝，哭声传到乾清宫，万历听着，却只是默默地饮了一夜闷酒。
可事情并没结束。福王就藩的事又拖了四年，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梃击案”。一个叫张差的汉子，拿着根枣木棍，竟然一路打进了慈庆宫，打伤了好几个太监。审案时，张差疯疯癫癫地说：“是郑贵妃宫里的太监让我来的，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赏。”
这下朝堂炸了锅。御史刘光复在朝堂上大喊：“请陛下彻查此事，以正宫闱！”万历气得拍了桌子，当场下令把刘光复拖出去打了六十廷杖。但他心里清楚，这事多半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最后只能让郑贵妃去给朱常洛磕头认错，又杀了几个太监顶罪，才算把案子压下去。
这场持续三十年的“国本之争”，把大明朝搅得鸡犬不宁。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三任首辅因为这事被迫辞职，一百多位大臣被罢官流放。顾宪成被赶回无锡老家，在东林书院讲学，把“国本之争”的是非拿出来议论，渐渐形成了影响晚明政局的“东林党”。而反对东林党的官员，又抱团形成“齐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