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舰，很快被摧毁。清军士兵虽奋勇还击，但“鸟铳射程不过百米，弓箭难以穿透英夷铠甲”，不到半天，城墙被炸开缺口，英军陆战队登陆。姚怀祥率军民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投水自尽。典史全福、总兵张朝发战死，定海县城陷落——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丢失的第一座县城。
英军占领定海后，犯下累累暴行：“焚掠官署民居，奸淫妇女，抢走粮食财物”（《中西纪事》），还强迫居民“缴纳人头税”，否则“格杀勿论”。不到一个月，定海城内“尸横遍野，瘟疫蔓延”，原本繁华的县城沦为人间地狱。英国传教士马儒翰在日记中记载：“士兵们的抢掠毫无节制，这让我为英国的声誉感到羞耻。”
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终于意识到“英夷并非小股海盗”，立即下令“调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兵力，收复定海”，并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查办。但此时的清军战斗力已经很弱：调往浙江的福建水师“战船多为朽木，士兵未经训练”；江苏巡抚裕谦虽主战，却因“无可用之兵，无趁手之炮”而束手束脚。清廷的被动应对，让英军得以在定海站稳脚跟。
英军在定海休整后，继续北上。1840年8月，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直逼京畿。道光帝慌了手脚，他担心“英夷攻至北京”，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与英夷交涉，探明来意”。
琦善是典型的“妥协派”，他在与义律会面时，将战争责任全推给林则徐：“林钦差禁烟操之过急，冒犯贵国，朝廷已已知晓，定会查办。”（《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三）他还私下承诺“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朝廷将重审鸦片案，赔偿损失”。义律见琦善态度软弱，便抛出《巴麦尊照会》，提出割地、赔款、通商等要求，声称“若不答应，便炮轰天津”。
琦善将照会呈送道光帝，却故意淡化“割地”等苛刻条款，只说“英夷不满林则徐，求朝廷昭雪”。道光帝本就急于平息战事，竟信以为真，下旨斥责林则徐“措置失当，轻启边衅”，命其“交部严加议处”，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同时，道光帝谕令英军“迅速南返，听候办理”，幻想通过妥协换取和平。
这种“战而后和”的摇摆，暴露了清廷的昏聩。林则徐在被革职前，仍上书力谏：“英夷贪得无厌，妥协只会助长其气焰，唯有战守方能保全疆土。”（《林则徐集·奏稿》）但道光帝已听不进忠言，他在谕旨中写道：“朕以仁治天下，岂容穷兵黩武？若英夷能悔罪，自当宽大处理。”这种对殖民侵略的认知匮乏，让清廷在战争初期便陷入被动。
1840年11月，琦善抵达广州。他一到任便全盘否定林则徐的防御措施：下令遣散水勇，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铁链，裁减炮台守军，甚至将虎门炮台的部分大炮调往内地。他对属下说：“英夷船坚炮利，不可与战，唯有安抚方能了事。”（《夷氛闻记》）
义律见琦善撤防，立即撕毁“南返谈判”的承诺，于1841年1月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守将陈连升（土家族）率600余名士兵抵抗，他的儿子陈长鹏战死，自己“身被数十创，仍挥刀杀敌”，最终力竭牺牲（《清史稿·陈连升传》）。英军攻占炮台后，将清军尸体“剁成肉泥，填入炮口”，其残忍令人发指。
沙角之战的惨败，让琦善惊慌失措，他连夜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私下答应割让香港岛、赔偿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开放广州通商等条款。消息传出，朝野哗然。道光帝得知琦善私割香港，怒斥“琦善无能误国”，下令将其革职锁拿，押解回京，同时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各省军队赴粤“进剿英夷”。
此时的广东战局已不可收拾。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防被琦善毁于一旦，英军占据香港作为据点，随时可进攻广州。而清廷调派的“援军”多为临时招募的乡勇，“不知枪炮为何物，见英舰开炮便四散奔逃”。正如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感叹：“琦善撤防如撤藩篱，开门揖盗，广东之祸，始于此矣。”
鸦片战争的前八个月（1840年6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