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放心，臣虽未亲自领兵，却已对王匡的兵力、布防和军纪做了详细调查。王匡虽有五万兵力，却多为临时拼凑，军纪涣散，诸将之间又矛盾重重——成丹与刘均素来不和，常因粮草分配、兵力部署之事争执不休；王匡本人虽勇猛，却刚愎自用，听不进下属的建议。反观我军，虽兵力稍弱，却军纪严明，将士同心，且臣已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定能击破王匡。”
刘秀见邓禹胸有成竹，又想起他此前制定的战略从未出错，便不再犹豫，任命邓禹为“前将军”，赐予他象征兵权的节杖和斧钺，拨给他两万精兵，让他率军西征河东。同时，刘秀还下令：“凡河东诸郡，皆受邓禹节制，若有不从者，以抗旨论处。”
建武元年七月，邓禹率领两万汉军，从洛阳出发，向西进军河东。他深知“军纪是军队的根本”，刚出发就立下了三条军规：第一，不得劫掠百姓财物，若有违反，斩立决；第二，不得擅杀降兵降将，若有投降者，需妥善安置；第三，不得破坏农田、房屋，若有损坏，需照价赔偿。
正因如此，汉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路过河东边界的垣县时，当地百姓见汉军秋毫无犯，纷纷提着茶水、干粮来军营慰问，不少流民还主动要求参军，希望能跟着邓禹讨伐王匡，保卫家乡。邓禹对前来投军的流民一一安抚，挑选年轻力壮者编入军队，对老弱妇孺则发给粮食，劝他们返乡种地。就这样，汉军还未抵达河东腹地，兵力就从两万扩充到了三万多人，士气也越发高涨。
八月初，邓禹率军抵达河东郡的解县附近。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先派侦察兵深入敌后，摸清王匡的布防情况。侦察兵回报：王匡将主力部队驻扎在河东郡的治所安邑城，同时派部将樊参率领两万兵力驻守解县，形成“前后呼应”之势——若汉军进攻安邑，樊参就从解县出兵，袭扰汉军后方；若汉军进攻解县，王匡则从安邑出兵，支援樊参。
邓禹听完汇报，微微一笑，对诸将说：“王匡此举，看似稳妥，实则犯了‘分兵之忌’。他将五万兵力分成两部，一部守安邑，一部守解县，彼此相距百里，若我军集中兵力先破解县，安邑的王匡来不及支援，樊参必败。樊参一败，安邑就成了孤城，到时候再集中兵力攻打安邑，王匡必败无疑。诸将听了，纷纷点头称是。邓禹当即下令：留下五千兵力驻守大营，防备安邑的王匡出兵；自己则率领两万五千精兵，连夜出发，绕到解县的后方，准备趁黎明时分发起突袭。
当天夜里，汉军将士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解县进发。此时的解县，樊参正沉浸在“万无一失”的幻想中，他认为汉军远道而来，必然疲惫，不会立即发起进攻，因此既没有加强戒备，也没有派人侦察汉军的动向，甚至还在军营里摆酒设宴，与部将们饮酒作乐。
天刚蒙蒙亮，邓禹率领的汉军已抵达解县军营外。邓禹亲自擂响战鼓，鼓声震天动地，汉军将士们大喊着“诛杀樊参，解放河东”，向解县军营发起猛攻。樊参的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戴盔甲，更来不及拿起武器，就被汉军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甚至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成了汉军的刀下亡魂；有的士兵则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投降。
樊参得知汉军突袭，连忙披甲上马，率领亲信士兵抵抗。可此时的义军早已军心涣散，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樊参在乱军中奋力拼杀，却被汉军将领冯愔一枪挑落马下，当场身亡。失去主将的义军，更是乱作一团，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不到一个时辰，解县之战就以汉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汉军斩杀义军一万余人，俘虏八千余人，缴获战马两千余匹、粮草数十万石，而自身伤亡不足千人。
解县失守、樊参战死的消息传到安邑，王匡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邓禹竟敢如此大胆，刚到河东就发起突袭，还一举歼灭了樊参的两万兵力。愤怒之下，王匡决定亲自率军出战，与邓禹决一死战。他召集成丹、刘均等将领，凑齐三万兵力，亲自率领，从安邑出发，向邓禹的汉军大营进军。
邓禹得知王匡率军来攻，并不慌张。他先将解县缴获的粮草和俘虏送回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