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邓禹顿了顿，继续道：“属下以为，明公当下应做三件事：第一，招贤纳士。河北之地有许多怀才不遇的豪杰，如吴汉、寇恂、冯异等人，吴汉勇猛善战，可为大将；寇恂精通治理，可据守后方；冯异沉稳多谋，可当参谋。明公若能将这些人招致麾下，必能如虎添翼。第二，安抚百姓。当下河北流民众多，明公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再下令军队不得劫掠百姓，让流民返乡种地，分给他们土地和种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只要百姓归心，何愁大业不成？第三，整肃军纪。如今您手下的士兵多为临时招募，缺乏训练，纪律松散，当务之急是挑选精锐，加强训练，制定严格的军规，训练出一支能打硬仗、不扰百姓的军队。”
“等这三件事做成了，明公便可先扫平河北的割据势力，消灭王郎、彭宠之流，将河北变为稳固的后方；然后派军南下，夺取洛阳、南阳等中原要地，控制天下的粮仓；最后挥师西进，平定关中，消灭王莽残余势力和赤眉军。如此一来，天下大势可定，汉家江山可复。”
刘秀静静地听着，心里却热血沸腾。邓禹的这番话，不仅分析了天下大势，还为他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国蓝图”——从立足河北到统一全国，每一步都清晰明了。他激动地对邓禹说：“仲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有你在，我再也不用愁前路艰难了！”
从那以后，刘秀便正式将邓禹定为“谋主”，凡事都要与他商议。邓禹也不负所托，不仅在帐中为刘秀出谋划策，还亲自去河北各地招募人才——他得知吴汉在渔阳为将，便亲自前往渔阳，劝说吴汉归顺刘秀，向他分析“刘秀乃真命天子，跟随他必能成就功业”，吴汉被邓禹的诚意和远见打动，最终率部归顺；他听说寇恂在河内很有威望，便推荐寇恂为河内太守，让他负责镇守后方、筹集粮草，寇恂果然不负所望，把河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刘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兵员。
在邓禹的辅佐下，刘秀的势力迅速壮大：他先是击败了王郎，平定了邯郸；接着又收编了铜马军等义军，兵力扩充到数十万，被河北百姓称为“铜马帝”；然后又派军南下，夺取了洛阳，将都城定在那里。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城正式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这一刻，邓禹当年的“开国蓝图”，实现了最关键的一步。
登基后的刘秀，日子并不好过。此时的天下，仍有诸多割据势力：东边的刘永占据梁地，控制着中原东部的粮仓；西边的赤眉军已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正与王莽残余势力混战；南边的秦丰、田戎割据荆州、益州，阻断了刘秀南下的道路；而最让刘秀头疼的，是黄河以东的“河东郡”——这地方被王莽旧部王匡、成丹、刘均等人占据，不仅囤积了数十万石粮食，还控制着黄河的渡口，离都城洛阳只有数百里路程，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最大。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在洛阳召开朝会，与群臣商议对策。他拍着龙椅，神色凝重地说：“河东乃中原要地，物产丰饶，又控黄河渡口，若不拿下，洛阳永无宁日，我大汉的基业不稳！今日召集众卿，就是要商议出兵河东之事——谁愿领兵出征，击破王匡，为朕夺取河东？”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诸将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主动请缨。原因无他：一来，王匡麾下有五万多兵力，且多为王莽旧部，作战经验丰富，而刘秀此时主力部队多在河北、河南一带，能抽调的兵力有限；二来，河东地形复杂，多山地、河流，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且王匡已在河东经营多年，修筑了不少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就在这时，邓禹从文官队伍中走了出来，躬身行礼，声音洪亮地说：“陛下，河东事关社稷安危，臣愿领兵出征，定能击破王匡，稳固后方！”
刘秀闻言，又喜又忧。喜的是邓禹愿担此重任，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忧的是邓禹此前从未领兵打过仗，担心他缺乏实战经验，不是王匡的对手。刘秀犹豫着说：“仲华，领兵打仗非同小可，王匡乃沙场老将，兵力又占优势，你……可有把握？”
邓禹从容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