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精神；柳宗元像花椒，麻中带涩，暗含忧思；欧阳修像糖，温润回甘，包容万象；苏洵像姜，老而弥辣，一针见血；苏轼像醋，酸中带爽，变化多端；苏辙像盐，看似平淡，却能提味；王安石像芥末，冲劲十足，直击要害；曾巩像酱油，色泽沉稳，味道醇厚。
他们的故事，也跟宋代的历史紧紧捆绑在一起。韩愈、柳宗元身处唐代由盛转衰之际，想用文章唤醒世道人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则生在北宋中期，既有承平时代的文化繁荣，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他们的文章，既是个人心性的写照，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比如苏轼，一生被贬三次，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但他总能在困境中找到乐趣。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在黄州，他“报道先生春睡美”；在儋州，他跟黎族百姓学说话，还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诗句。这种乐观豁达，全写进了他的文章里，让后人读来，总能在失意时找到一丝慰藉。
王安石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文章里充满了“致君尧舜上”的抱负。虽然变法失败，被后世骂了近千年，但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至今仍让人佩服。他的《游褒禅山记》，从一次爬山的经历引出“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唐宋八大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他们确立的“古文”传统，成为后世散文的正宗，直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文章还以他们为范本。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让文章不再是文字游戏，而成为表达思想、干预现实的工具。
比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的政论文章，明显能看到韩愈、王安石的影子；近代的梁启超，写“新文体”，汪洋恣肆，也深受苏轼（这里不是笔误，梁启超确实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甚至我们现在写议论文，讲究“论点、论据、论证”，其实也脱胎于八大家的文章结构。
八大家的文章里，还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曾巩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这些句子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面对人生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