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明着说六国，暗着骂北宋朝廷向辽国、西夏割地赔款的窝囊事。这种借古讽今的写法，成了苏洵文章的招牌。
苏洵有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哥俩从小就跟着老爹读书。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这人是个全才，文章、诗词、书法、绘画样样精通，性格还特别乐观，不管被贬到哪里，都能苦中作乐。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性格比哥哥沉稳，文章也以严谨着称，后来官至宰相。
哥俩一起参加科举，一起中进士，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没想到卷入了“乌台诗案”。这事得怪苏轼那张嘴，他看不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弊端，写了几首诗讽刺，结果被新党抓住把柄，说他“谤讪朝政”，把他关在御史台（因为官署里有乌鸦，所以叫“乌台”）审讯。
审讯期间，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还跟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时如果送鱼，就表示要处斩。有一次，苏迈有事外出，托朋友送饭，那朋友不知道规矩，炖了条鱼送去。苏轼一看鱼，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写了两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看得狱卒都掉眼泪。后来多亏太后和欧阳修的门生们求情，苏轼才保住性命，被贬到黄州。
在黄州，苏轼成了“苏东坡”，开荒种地，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前赤壁赋》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把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浩渺写得荡气回肠；《后赤壁赋》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个字就画出了一幅清冷的秋江夜景。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洒脱不羁，既有哲思又有情趣。
苏辙的文章则更像“议论文”，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他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以“文者气之所形”为论点，层层推进，最后落到求见韩琦以开阔胸襟，既表达了求仕之意，又不失文人风骨。后来他跟着哥哥被贬，文章里也多了几分沉郁，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
王安石和曾巩，是欧阳修门下的另外两位大佬，但性格和文风却截然不同。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这人脾气执拗，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人称“拗相公”。他的文章跟他的性格一样，锋芒毕露，充满了改革精神。
最能体现王安石文风的，是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当时司马光反对他变法，写了封信骂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回信，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四个罪名驳得体无完肤。开头“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先给足面子，接着“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直接点出对方论点，然后“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四个“不为”，斩钉截铁，最后“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怼得司马光哑口无言。
曾巩字子固，跟王安石正好相反，是个老实巴交的“学霸”。他从小就聪明，据说能“脱口成诵”，写文章以“古雅、平正”着称。欧阳修夸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的文章，不像苏轼那样灵动，也不像王安石那样犀利，而是像老黄牛拉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重。
他的《墨池记》，从王羲之临池学书的传说写起，引出“非天成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乎”的道理，层层深入，最后落到“学者其可忽哉”，语重心长，像个老教授在谆谆教诲。曾巩做官也跟他写文章一样，踏实肯干，在齐州（今济南）任上，把当地的黑恶势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老百姓称他“曾青天”。
唐宋八大家，虽然横跨唐宋两代，但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都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对形式主义。但每个人的性格和经历不同，又让他们的文章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八种不同的调料，放在宋代文学的大锅里，熬出了一锅滋味复杂的浓汤。
韩愈像辣椒，火辣辣的，充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