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落在信封上，嘴唇紧抿了一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没有推拒，也没有立刻去拿，只是沉默了几秒，然后转身，从床头一个破旧的背包里，翻找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他俯身在桌子上，极其认真地写下了一张借条，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然后递给了陈瑾瑜。
“这个，请你转交给他。”他的声音低沉，没有任何起伏。
陈瑾瑜接过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纸条，点了点头，小心收好。
然后，她说明了来意，提到了研究中心和研究助理的职位，语气平和，像是普通的招聘沟通。
林浩天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那扇唯一的、对着隔壁墙壁的小窗前，背对着陈瑾瑜，望着窗外那一片被违章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他的背影僵硬，肩膀微微绷紧。
房间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井噪音和两人轻微的呼吸声。陈瑾瑜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三天后，陈瑾瑜的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内容很短，措辞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谨慎：
“陈记者，谢谢您和颜总的好意。工作的事，我考虑了。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都不懂。如果……如果你们不嫌弃一个坐过牢的学生，我愿意去试试。”短信的结尾，没有署名。
陈瑾瑜看着这条短信，仿佛能看到那个蜷居在城中村狭小房间里的男人，是如何在这三天里，经历着内心的天人交战，最终鼓起残存的勇气，小心翼翼地触碰这份来自旧日世界的、带着温度却也带着审视的橄榄枝。
“不嫌弃。”她回复了三个字，然后，将“林浩天”这个名字，加入了研究中心下一批入职人员的名单。她知道，这将是一场比任何商业谈判都更漫长、更艰难的“救赎”与“重建”。
陈瑾瑜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坐落于北四环一处由老厂房改造的创意园区内。红砖外墙爬满了常春藤，巨大的落地窗将春日暖阳毫无保留地迎入室内。与“新旭日”总部那种高效、冷峻的科技感不同，这里充满了人文气息：原木色的书架顶天立地，塞满了哲学、社会学、法学和科技史书籍；开放办公区的白板上画满了各种思辨性的逻辑图表和关系导图；空气中漂浮着现磨咖啡的香气和一种沉静的、专注于思想交锋的氛围。
这里聚集的，大多是在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寻找第三条路的理想主义者——有厌倦了纯粹理论建构、渴望接触现实复杂性的青年学者；有从调查记者转型、试图在更深层面解读时代症结的前媒体人；还有几位秉持技术向善理念、关注科技伦理的独立研究者。他们讨论的话题，从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到技术垄断的社会成本、创新与公平的悖论，充满了批判性思考和人文关怀。
林浩天的加入，在这个小而精的团队里，起初像是一滴油落入了清水，界限分明，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他穿着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只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埋头阅读中心积累的资料和那些他过去从不屑一顾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负责协助整理企业风险案例库，并参与商业伦理研究小组的工作。起初，当学者们引用康德、罗尔斯，或者讨论“无知之幕”下的公平原则时，他眼神里会掠过一丝茫然，但很快便被一种近乎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