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膨胀，竟废黜司马衷，自立为帝，这一举动引发了其他宗室诸王的强烈反对——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经过激战，司马伦兵败被杀，司马衷得以复位。
但复位后的司马衷，依然是诸王争夺权力的“工具人”，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诸王先后登场，为了争夺朝政大权，相互攻伐、兵戎相见，京城洛阳多次沦为战场，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的国力被消耗殆尽。
在“八王之乱”的混乱中，司马衷的遭遇堪称凄惨。
他曾被诸王挟持，辗转于不同势力之间，甚至一度被废黜后又复位；在战乱中，他的侍从被杀害，自己也险些丧命——永兴元年（304年），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联军击败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挟持司马衷逃往邺城，途中遭遇叛军袭击，司马衷的面颊被流箭射中，鲜血直流，身边的官员只顾着逃跑，无人顾及他的安危，最后还是侍中嵇绍（“竹林七贤”嵇康之子）挺身而出，用身体护住司马衷，嵇绍被叛军杀害，鲜血溅满了司马衷的龙袍。
事后，侍从想要清洗龙袍上的血迹，司马衷却阻止道“此嵇侍中血，勿去”，这句简单的话，或许是这位昏聩帝王一生中少有的、展现出人性温度的时刻，但也仅此而已，他始终无法改变自己被操控的命运。
“八王之乱”不仅耗尽了西晋的国力，还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西晋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的控制，将大量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迁入中原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长期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压迫与剥削，早已心怀不满。
“八王之乱”爆发后，诸王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纷纷拉拢少数民族势力，让他们参与内战，这使得少数民族势力逐渐壮大，最终摆脱了西晋的控制，开始起兵反晋。
永嘉元年（307年），东海王司马越迎回司马衷，重新掌控朝政，但此时的西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不断南下进攻西晋。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贵族刘聪率军攻破洛阳，俘获了西晋怀帝司马炽（司马衷的弟弟，司马衷死后继位），史称“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刘聪之子刘曜率军攻破长安，俘获西晋愍帝司马邺（司马衷的侄子），西晋正式灭亡。
而司马衷本人，早在永嘉元年（307年）便在洛阳去世，享年43岁，关于他的死因，史书记载存在争议，有“病逝”之说，也有“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杀”之说，但无论真相如何，他的死都没能阻止西晋王朝覆灭的脚步，反而成为西晋由乱到亡的重要节点。
纵观司马衷的一生，他从未主动追求过皇位，却因嫡长子的身份被推上了帝王的宝座；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却被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成为外戚、宗室诸王争夺权力的傀儡；
他见证了西晋从“太康之治”的短暂繁荣，到“八王之乱”的宗室混战，再到王朝覆灭的开端，却始终无力改变这一切。
后世对司马衷的评价，大多以“昏聩”“无能”为主，认为他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我们跳出个人层面，从时代背景来看，司马衷的悲剧，本质上是西晋门阀政治制度的悲剧——西晋建立之初，便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士族子弟垄断官场，统治阶层日益腐朽，嫡长子继承制的僵化又无法选拔出有能力的君主，即便没有司马衷，西晋王朝也早已埋下了覆灭的隐患，司马衷不过是这个腐朽制度的“背锅者”与“牺牲品”。
司马衷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西晋王朝的繁荣与腐朽、光明与黑暗。
他的故事提醒后世：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君主的个人能力，更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统治阶层的清明与对百姓的重视。
如果统治阶层沉迷享乐、内部纷争不断，即便有再好的开局，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而司马衷这位“昏君”，也因此超越了个人的历史定位，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乱世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