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这样啊。那叙利亚人能得到青睐，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龙斯基点点头：“那埃及人呢？他们没有人任用么？”
“嗯，他们那边就惨多了。”王大喇嘛说：“我听说，埃及人改宗不积极，或许也有待遇的因素。天方教各王朝的统治者，也不重视传教活动，反而限制民众改宗，就为了能有理由多榨出来一点宗教税。这种情况下，改宗自然也很缓慢了。”
“那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负税差距，对于真正的底层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曹建说：“我为了找帮手，也到贫民区去过。那边的人，经常计较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不是因为天生小气，而是实在没有什么余裕，只能尽量节省任何一点支出。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不会改宗这么慢的。”
“这倒不是。”普龙斯基摇摇头：“你那是在这座城里。这边，虽然底层人过得也很难，但大环境反而是相对有秩序的。一点政策上的差别，确实会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但大部分地方，应该并不是这样。”
“虽然不太懂埃及的情况，但我在罗斯地区长大，见过那边的真实情况，类推一下，也大概能明白埃及人的处境了。”
“那边是怎么回事？”曹建有些好奇。
“简单来说，就是税制啊，政策啊什么的，对平民是没有意义的。”普龙斯基告诉他：“在罗斯大地，很多时候，税吏的任务不是算账和丈量田地之类，而是找地洞。”
“为什么要找这东西？”王大喇嘛也不太清楚。
“因为农民总会把收成藏起来，就像仓鼠一样。”普龙斯基比喻道：“征税的时候，各种名目加起来，肯定早就超过了农户能承担的极限，肯定是交不起的。所以实际收税的时候，就是看他把粮食藏的好，还是税吏找东西的本事更强。”
“连拷打审问，有时候都没什么作用——反正只要存粮和留种被找到，农户全家之后就必死无疑，所以哪怕严刑拷打的效果，都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税制要求的比例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有些村社会进行暴力抗税，而统治者就会从城市召集人手，组成武装征税队，和他们对打。更多的时候，相对弱势的村社会选择各种软性的抵抗方式。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刚才说的找东西比赛了。”
“我后来甚至想，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他摇头说：“我当初到大都来朝贡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找教会借了不少书。看起来，对于税制，大家的情况估计都差不多。”
“这东西，与其说是朝廷根据经济形势精心算出来的数字，或者什么深谋远虑的国家政策，不如说是打出来的结果。管理国家的人，永远希望能多收就多收；而被管理的人，当然是希望能少交就少交。自古以来，恐怕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结果就是，上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高；下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低。所谓税率，大概也就是这么简单的结果吧。”
“埃及人和我们这边的斯拉夫人，战斗力水平是一个级别的——如果他们不更糟糕的话。”普龙斯基摊摊手：“那他们的统治者，有了多收一笔的机会，也自然也不会放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