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叛乱引发连锁反应，关中后秦旧部与地方势力纷纷响应，叛乱范围扩大。东晋守将刘义真年幼，辅政王修虽试图平叛，却因兵力有限、指挥不力屡屡受挫。徐众多次击败东晋军小规模进攻，一度攻至长安城下，威胁东晋在关中统治。刘裕震惊，急派檀道济、刘荣祖率军北上驰援。
檀道济是刘裕麾下名将，“勇冠三军、善用谋略”，北伐中屡立战功；刘荣祖骁勇善战，常冲锋陷阵斩敌主将。二人抵关中后，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叛军连营。先克徐众部署在武功的大营，斩叛军数千人，打破包围；再沿渭水西进，逐个击破营垒，将徐众主力逼至咸阳附近平原。
徐众见连营被破，收拢残部与檀道济、刘荣祖大军决战。决战中，他身先士卒，率叛军奋勇冲锋，试图突破防线。但叛军多为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与正规训练，面对东晋精锐猛攻，很快阵脚大乱。檀道济正面牵制，刘荣祖率骑兵绕后突袭，叛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徐众在乱军中奋力抵抗，身中数箭，最终被刘荣祖麾下将领擒获，残余势力彻底剿灭。
徐众被俘后，檀道济为震慑关中残余势力，下令将其斩首示众，随后清算参与叛乱的后秦旧部，关中抗晋浪潮平息。徐众之死，标志后秦残余势力复国企图破灭，为刘裕北伐收官。
从历史结局看，徐众抵抗是场悲剧。他处后秦覆灭末世，凭皇室女婿身份与一腔忠义，聚乌合之众抗东晋精锐，如以卵击石，失败早已注定。但从另一角度，其抵抗并非毫无意义——既是对姚氏王朝的最后忠诚，也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中，臣子“忠义”观念的集中体现。后秦虽为羌族政权，却深受汉文化影响，姚兴推崇儒学、重用汉族士大夫，“忠君爱国”观念深入统治阶层。徐众受此熏陶，国破家亡时选择抵抗，而非投降，正是这一观念的实践。
徐众事迹虽记载简略，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唐代房玄龄《晋书》为其立传，记“聚残众叛逃”“为檀道济所灭”，视其为后秦灭亡的代表性人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详载其叛乱背景与过程，结合刘裕北伐、长安守将内斗等事件，还原十六国末期关中混乱局势。
从历史进程看，徐众抵抗是北方政权在东晋北伐压力下的最后挣扎。刘裕北伐虽未长期占据关中，却沉重打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隋朝统一奠定基础。徐众作为“失败者”，事迹虽不光彩，却成历史镜子，映照乱世中个体在时代洪流的渺小与无奈，让人窥见十六国政权更迭的残酷复杂。
关于徐众的历史评价，历来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他国破家亡时拒降抗晋，体现“忠臣不事二主”的忠义，即便失败也值得肯定；反对者则称后秦腐朽、姚泓无能，灭亡是必然，徐众抵抗是“愚忠”，未救后秦反让关中百姓再陷战乱，加剧动荡。
客观而言，徐众行为有可肯定之处，也有局限性。从忠义角度，政权覆灭后选择抵抗，不苟且偷生，符合当时对“忠臣”的期待，尤其在后秦受汉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具道德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看，后秦灭亡是多因素所致，刘裕北伐顺应“统一”趋势，徐众抵抗逆历史潮流，注定失败。此外，其抵抗确给关中百姓带来额外战乱，致更多人流离，这是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徐众的争议，恰恰反映十六国历史的复杂性。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忠君”与“爱国”观念常与政权归属、民族认同交织，难用“忠义”或“愚忠”简单评判。徐众作为后秦贵戚，选择是个人品格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与统一进程中的必然历史悲剧。
徐众（徐嵩）的一生，短暂而模糊，却在十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独特印记。他是后秦灭亡的见证者，长安抗晋的领导者；是皇室贵戚，也是乱世孤臣。其事迹虽散见史籍，却为我们还原了十六国末期政权更迭的残酷复杂，让人窥见那个时代臣子的忠义与无奈。
在历史坐标中，徐众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的选择与结局，折射出宏大历史主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