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芸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置身于同样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茅岭村的她，却犹如一股清流，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初识时，她显得尤为激进与严格，是盯梢小分队中最不余遗力监督我的一位。
如果授课的时候，我忘记歌颂山神，或者不按茅岭村的要求将传承内容植入，我可能会迎来她的抱怨甚至拳打脚踢。
一开始，我是非常厌恶她的。
但后来，我现一个问题。
这个女人，反而是所有人里，转变最大的。
正因为她的单纯，让她易于接受先入为主的观念，视之为不可动摇的真理，但同样，当新思想的浪潮冲击而来，她便开始思考，开始质疑。
其他人百无聊赖地在教室里坐着。
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教了什么，只是完成村里给的任务。
但何芸，她听进去了我讲的每一个字。
我逐渐看到了她眼神里的变化。
那是一种渴望，对知识，对新世界，对正常的人际关系的渴望……
思想的激荡让她夜不能寐，慢慢的，她开始意识到，她引以为傲的山神文化，并非神圣而不可侵犯，相反，它邪恶，堕落，黑暗，封建，像一块顽固的毒瘤。
隐忍了一年，我终于通过了考核。
村里的盯梢小分队也随之解散。
那些按捺不住地年轻人，迫不及待地离开教室。
他们要么接受村里的新任务，要么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但此后我却多了一个学生——只比我小五岁的何芸。
是的，在我刚刚到茅岭村的时候，我22岁，而何芸只有17岁。
何芸跟其他半大孩子一样，开始每天到课堂里报到。
其实她已经错过了上学的年纪，她自己也知道，就算修完了小学的课程，以她的年纪也没法再到外面读初中。
17岁在茅岭村来说，已经不小了。
有的人在这年纪，都已成婚。
茅岭村嫁娶可不流行扯证，行过礼，拜过山神，就是夫妻了。
但何芸不在意，她还是坚持上课。
农活不忙的时候，上一天，有事的时候，可能只上半天，但总归是要来的。
她很聪明，学东西很快。
我越觉得封闭的环境会将人扼杀。
聪明的人很多，但若不汲取，就只能是具空壳。
她了解了新时代女性的故事，听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真挚的爱情，能勉强地跟我用英文对话，她听说了哲学先驱们的启蒙思想理论。
有一天下课之后，她第一次留堂，像所有好学的学生那样，询问未解之惑，探讨她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带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在一些无人知晓的间隙，我们会在田埂上聊天。
我为她唱起仙儿的《高级动物》、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回到拉萨》。
有时候还会吹笛子给她听。
她惊讶于那些歌词里写的世界。
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憧憬。
逐渐的，她成了我在茅岭村的救赎。
只有跟她说话，我才有种真正活着的感觉。
她是我在这个村子里，唯一可以深入沟通的正常人。
偶尔，她会偷偷在晚上跑来找我。
我带她去河边看星星。
这里不像城市，星空要璀璨的多。
我告诉她，夏夜里最醒目，最容易分辨的是猎户座，我还会将北斗七星指给她看。
在我来到茅岭村的第376天的夜里，我们并排坐在溪边。
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迪特里希·鹏霍费尔。”
她笑了笑，将下巴抵在膝盖上：“他的名字好长呀。”
“是啊。
外国人的名字，总是那么长。”
她的眼睛晶亮晶亮，比溪边草丛里的萤火虫还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