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喝完药，有几个伙计排出了带血的浊尿，腰腹疼痛轻了些；第三日，大部分伙计已能正常小便，血丝消失；第七日，商队里的伙计竟全好了，安德烈拉着阿和的手，竖着大拇指说：“滇西的‘江珠’是神药！我们在缅甸从没见过这么管用的方子，你能不能把法子教给我，我回去也能救其他人。”
阿和便把配方和煮药的诀窍教给他：“鲜瞿麦、扁蓄要在开花时采，药效最好；红珀得用深秋采的，性润不伤身；要是症状轻，就少放些瞿麦，别用太猛。”安德烈记在羊皮纸上，后来这方子竟传到了缅甸，成了滇西与东南亚医药交流的小插曲。而阿和也把这次“淋疫”的救治，详细记在自己的医案里——不是为了传世，只是怕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忘了当时的配比，这便是民间医者最朴素的“实践传承”。
第三回稚子淋症·珀前细磨护童真
清同治五年，永昌府的妇人刘巧珍，三岁的儿子阿福，在院子里玩时，误喝了雨后积在石槽里的脏水，此后便得了淋症：小便时哭个不停，尿色发黄，每次只尿几滴，一摸小腹，竟胀得鼓鼓的，脉象浮数——这是“小儿淋症”，小儿脏腑娇嫩，膀胱容量小，脏水里的湿热邪毒侵入后，极易阻塞尿道，既不能用成人剂量的药，又要快速通淋，否则恐损伤膀胱功能。
巧珍抱着儿子，急得眼泪直流，跑遍了村里的大夫，都怕药太烈伤了孩子，不敢开药。最后，有人劝她：“阿和大夫连产妇淋症都能治，说不定有法子救阿福。”阿和赶到时，阿福正趴在巧珍怀里哭，小脸蛋涨得通红。
“孩子太小，药得细、得轻，”阿和看着阿福的小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腹，“用红珀磨成极细的粉，再加车前子（鲜采的车前子，煮水后取汁，温和利尿），剂量减半，用米汤调稀了喂。”他特意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块小血珀，比指甲盖还小，放在青石臼里，用最细的木杵，碾了近一个时辰，直到粉末细得能飘起来，“这粉得细，不然孩子喝了呛嗓子，还伤肠胃。”
阿和让巧珍取来小米粥的米汤，放温后，取少量珀末和车前子汁，调成稀糊状，用小勺一点点喂阿福。第一勺喂下去，阿福没哭，还咂了咂嘴；喂完小半碗，阿福竟自己说了句“想尿”——巧珍抱着他去茅房，孩子尿出小半杯黄尿，虽然还疼，却比之前顺畅多了。
此后每日，巧珍都按阿和的法子喂药，第三日，阿福的尿色清亮了，小便时不再哭；第五日，小腹不胀了，能在院子里追着蝴蝶跑；第七日，淋症完全好了，阿福还拿着一块小石子，跑到阿和家，笑着说：“大夫，我好了，给你‘宝石’。”
阿和摸着阿福的头，对巧珍说：“小儿用药，剂量是关键，红珀碾得细，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车前子用鲜汁，比干品温和，这些都是治过几个小儿才摸出来的——书里没写这么细，全靠看着孩子的反应调。”他把“小儿淋症方”记在木板墙上，旁边画了个小小的蝴蝶，与之前的成人方、老年方、产妇方并列——这面墙，成了滇西“江珠水”实践的“活档案”，没有刊印，却比任何典籍都更贴近滇西人的真实病症。
第四回方志定稿·红珀终载滇西志
民国初年，云南省府奉命重修《云南通志》，负责“医药志”编纂的学者周铭，在旧档案里发现了清代医官李敬之留下的手稿——上面详细记录了阿和用红珀治淋症的案例，还有“滇珀性偏润，异于北方之燥”的批注。周铭对这“通淋古方”极感兴趣，便带着手稿，专程前往永昌府，寻找阿和的后人。
此时阿和已过世三十余年，他的儿子阿明，继承了父亲的手艺，手里的青石臼，还是当年阿和用过的那只。阿明见周铭拿着祖父的手稿，眼眶一热：“我爹临终前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记咱们的方子，没想到真等来了。”
周铭跟着阿明，去了澜沧江畔的松林，看他采红珀——深秋的阳光洒在松林里，阿明弯腰拨开腐叶，指着一块色如凝血的珀石说：“周先生您看，这就是我爹说的‘秋珀’，性最润，通淋最管用；要是春天采的，色浅，性燥，药效差一半。”他还带周铭去了江边，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