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末、藿香、佩兰，系在身上，能防疫气。”
有个孩童发热不退，法明便把香囊放在孩子的枕边，让香气萦绕在口鼻间，又取少量琥珀末，用温水调开，喂孩子喝下：“琥珀能安神，也能清虚热，孩子小，用香气治病，比吃药安全。”过了半日，孩子的热就退了，母亲握着法明的手，哭着说：“多谢大师，这‘佛宝’救了我的孩子！”
义诊持续了半个月，法明和弟子们分发了数百个琥珀香囊，长安城南的疫症渐渐得到控制。太医署的医官听说后，特意来法门寺请教，法明将香囊的药末配比告知：“琥珀性平，能扶正；藿香、佩兰能祛邪，这是‘扶正祛邪’的法子，既治病，又不伤身。”医官听了，回去后便将这方法写进了《太医署治疫方》，还特意注明：“此法源于法门寺僧实践，琥珀香药，可防可治。”
这便是“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的互动——先有僧人在义诊中的实践，后有医官的文献记录，没有实践的铺垫，再好的理论也只是空谈。而那些百姓自己缝制的棉布香囊，虽不如银鎏金的精致，却同样承载着琥珀的药用价值，成了唐代民间“香药治病”的鲜活见证。
第三回太子急症·舌下珀末救心阳
唐大中三年冬，太子李温（后来的唐懿宗）因连日批阅奏章，突发心悸急症：夜里睡觉时，突然心口绞痛，冷汗直流，呼吸急促，太医署的医官们用了参汤、针灸，都没能缓解，武宗急得团团转，派人连夜去法门寺请法明。
法明赶到东宫时，太子已昏迷不醒，面色青紫，嘴唇发绀，法明伸手探他的颈动脉，脉搏微弱如游丝，诊脉时脉象沉微，这是“心阳不足、心脉瘀阻”之症——太子操劳过度，耗损心阳，阳气不足，无法推动血液运行，导致心脉瘀阻，引发急症。“太子心阳将绝，需急补心阳、通心脉！”法明急道，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里面装着极细的琥珀末（从琥珀狻猊的狮首处磨下，纯度最高），又取了少量人参粉（补气），混合后，用温水调成糊状，撬开太子的牙关，敷在他的舌下。
“舌下有‘金津’‘玉液’二穴，药末能通过这两个穴位快速入血，比口服快得多。”法明一边解释，一边让弟子取来银鎏金香囊，装满琥珀末、肉桂（温心阳）、丹参（通心脉），放在太子的胸口，用手轻轻按压，让香气更贴近心脉。
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太子的手指微微动了动；又过了半炷香，他缓缓睁开眼睛，呼吸也平稳了些。法明松了口气，继续用温水调琥珀末，喂太子喝下：“太子日后要少操劳，每日晨起，取少量琥珀末用温水送服；再把这香囊系在胸口，夜里睡觉时也带着，能温养心阳，防急症复发。”
武宗见太子转危为安，对法明感激不已，赏赐了法门寺大量香火钱，还让工匠仿照地宫的琥珀狻猊，再雕一尊小的，赐给太子随身佩戴。后来，唐代药王孙思邈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去法门寺拜访法明，详细询问了琥珀救心阳的方法，还亲自验证：“琥珀能通心脉，确有奇效，此前我只知它能安神，未晓其能救急症。”他将这方法写进了《千金翼方》，注明：“琥珀末舌下含服，可急救心阳不足，配肉桂、丹参，效更佳——此法得自法门寺僧实践。”
这便是“实践先于文献”的最好例证——在孙思邈将其写入医典之前，法明已用琥珀救了太子的性命；没有法明的临床实践，医典里便少了一条急救的良方。而琥珀狻猊，也从礼佛圣物，进一步成为“救急救危”的药材，宗教属性与药用价值在此达到了完美融合。
第四回地宫封存·薪火相传待千年
唐咸通十四年，法门寺地宫即将封存，智慧法师已年过八旬，身体日渐衰弱。他召集法明、圆照等弟子，将两枚琥珀狻猊、数枚银鎏金香囊，还有寺里的《药石记》（记录了琥珀的各种药用方法，从安神到治痹痛、救急症，皆有详细实践记录），一同放在鎏金锦盒里，准备供入地宫。
“这琥珀狻猊，是西域来的圣物，也是治病的良药；这银鎏金香囊，是礼佛的供品，也是传药的载体；这《药石记》，是咱们法门寺僧人的实践，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