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拉肚子；又用藿香正气散祛湿，却越治越烧。叶天士诊脉后说：“这是湿热裹在一起，像油拌着面，单用热水冲（清热）冲不散，单用手揉（祛湿）揉不开。”
他开了“三仁汤”加减，其中用泽泻三钱，配合滑石、杏仁，既清热又祛湿。绸缎商服了三剂，烧退了，腹胀消了。叶天士在案后写道：“泽泻能导湿从小便出，如给湿热开个出口，不与清热药争功，却能助其成功，此‘衡’之妙也。”
吴鞠通则在《温病条辨》中，将泽泻用于“下焦湿温”的治疗。他创制的“茯苓皮汤”，用茯苓皮、泽泻、猪苓等利水，却加了滑石、竹叶清热，说：“湿在下焦，如涝洼积水，既要抽水（泽泻），又要晒田（清热），水干而田不裂，方为上策。”
温病学家们的实践，让泽泻的“衡道”从“补泻平衡”扩展到“寒热平衡”。他们发现，泽泻的“利水”不仅能配合补药，还能辅助清热药，在“寒”与“热”之间找到支点，就像在滚烫的锅里加一勺凉水，既能降温，又不熄火，让病邪在温和的调理中渐渐消散。
第八回现代传承衡道永续
如今的中药房里，六味地黄丸仍是最常用的方剂之一，电子秤精准地称量着熟地与泽泻的比例，8:3的黄金分割，与明代薛己的记载分毫不差。而在现代研究中，科学家们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揭开了泽泻“利水而不伤正”的奥秘：其有效成分能促进钠排泄，却对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影响甚微，这正是“泻浊而保清”的现代诠释。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研究者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泽泻提取物与熟地提取物共同作用于肾细胞，发现两者配伍后，既能改善细胞的能量代谢（熟地之功），又能清除细胞内的代谢废物（泽泻之功），单独使用熟地则会导致废物堆积，单独使用泽泻则会消耗细胞能量——这恰好印证了古人“补泻并举”的智慧。
临床中，现代中医们继承了“衡道”思想，将泽泻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治疗糖尿病肾病，他们用泽泻配黄芪，泽泻利水消肿，黄芪益气补肾，既消蛋白尿，又护肾功能；治疗高血压，用泽泻配天麻，泽泻清利头目，天麻平肝潜阳，既降血压，又不耗伤阴血。
有位老中医，治疗一个“肥胖型脂肪肝”患者，用泽泻配何首乌、山楂，说：“这就像给堵塞的管道清淤（泽泻），同时加固管道壁（何首乌、山楂），不然光清淤，管道会脆化。”患者服药半年，血脂降了，肝脂肪也少了，体重减轻了十五斤，却不觉得乏力——这正是“衡道”的现代演绎：减肥不耗气，降脂不伤正。
在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着从汉代的“泽泻秤”到现代的电子秤，从《黄帝内经》的竹简到《中国药典》的泽泻标准，一条跨越两千年的“衡道”清晰可见。讲解员会告诉参观者：“泽泻的价值，不在于它能泻多少水，而在于它知道该泻多少水；中医的智慧，不在于能补多少气，而在于知道该补多少气。”
结语
泽泻的“衡道”，是中医“阴阳平衡”理论最生动的载体。从先民“采三留一”的朴素认知，到《黄帝内经》“以平为期”的理论奠基，从张仲景“泽泻汤”的比例确定，到六味地黄丸的定型传世，这株草的每一次配伍，都是对“攻补平衡”的精准诠释。
它告诉我们，中医的“补”不是盲目堆砌，而是“补其不足”；“泻”不是肆意攻伐，而是“泻其有余”。就像六味地黄丸中的泽泻与熟地，前者如锐利的刻刀，剔除体内的浊秽；后者如温润的玉石，填补生命的亏空，刀与玉的配合，恰是“用攻不忘补，用补不忘泻”的辩证智慧。
从淮河岸边的泽栖氏，到现代实验室的研究者，泽泻的“衡道”穿越时空，始终提醒着我们：最好的治疗，不是消灭病邪，而是重建平衡；最好的生活，不是追求极致，而是找到支点。这株草最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味药材，更是一种看待生命的方式——如秤杆般中正，如砝码般精准，在阴阳消长中，守护着生命的平和与安宁。
赞诗
泽草生来秉至公，
一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