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汤加桑白皮，僧人服五十剂而愈，说：“此方能清肺中积热，如扫十年尘埃。”
朱肱的辨析，让麻黄方剂的“适应症”与“禁忌症”愈发清晰，后世医者称：“读朱肱书，知麻黄汤不可轻用，亦不可畏用，在‘脉证相符’耳。”
第九章：金元四大家，各从学派发
金代大定年间，河间学派的刘完素，以“火热论”阐释麻黄方剂。他认为“伤寒表实”是“寒邪闭火”，麻黄汤非仅散寒，更能“开郁透火”。有个病人，高热无汗，烦躁，刘完素用麻黄汤加知母、黄芩，病人汗出热退，烦躁立止。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说：“麻黄汤，非独散寒，亦能散火，火散则寒自退。”
同期的李东垣，从“脾胃论”出发，用麻黄汤必加白术、茯苓，说：“伤寒表实，多兼脾胃虚弱，加健脾药，庶不致发汗伤脾。”有个农夫，患伤寒无汗，兼纳差乏力，东垣用麻黄汤加白术，汗出病愈，食欲亦振。
元代朱丹溪，创“滋阴论”，慎用麻黄，却善用麻杏石甘汤治“肺热阴虚咳喘”，加麦冬、玉竹，说：“麻黄性燥，需佐滋阴药，燥润相济。”有个文人，咳喘痰少，咽干，丹溪用麻杏石甘汤加麦冬，咳喘止而阴不伤。
金元四大家的发挥，让麻黄方剂融入不同学派思想，如同一味药融入不同菜系，既能做川菜的麻辣，亦能做粤菜的清润，却始终不失其“宣通”本色。
第十章：明清医家继，方证入精微
明代万历年间，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力主“错简重订”，将麻黄汤列为“太阳病正治之方”，强调“麻黄为君，非此不能开表”。他治一个“伤寒表实”的武将，麻黄用到五钱，汗出如洗，三日而愈，说：“体壮者，药必足量，如猛将带兵，非千军不能破城。”
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将麻杏石甘汤用于“温病肺热咳喘”，说：“温病初起，邪在肺卫，麻杏石甘汤可宣肺泄热，不必拘于‘伤寒’。”有个商人，患“春温”，发热咳喘，叶用麻杏石甘汤加芦根，热退喘平。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创“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少阴伤寒”（阳虚外感），虽是仲景方，却拓展了麻黄在“阳虚证”中的应用。他说：“麻黄发太阳之汗，附子温少阴之阳，细辛通上下，三药相伍，温阳散寒，并行不悖。”
王清任，则从“瘀血论”出发，用麻黄配桃仁、红花治“瘀阻经络，兼有表寒”，说：“麻黄开表，桃仁通瘀，一外一内，气血畅则病愈。”有个跌打损伤后，复感风寒，肢痛无汗，清任用麻黄汤加桃仁，汗出瘀散，痛止。
明清医家的探索，让麻黄方剂的方证愈发精微，从“太阳病”到“温病”，从“外感”到“内伤”，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却始终紧扣“辨证施治”的核心。
第十一章：现代临床验，古方焕新生
民国时期，张锡纯着《医学衷中参西录》，善用麻黄治“肺炎”“水肿”，创“麻黄加知母汤”，说：“知母性寒润，能解麻黄之燥，治伤寒表实兼烦躁。”有个学生，患肺炎高热无汗，喘促，锡纯用麻黄四钱，知母六钱，两剂而热退喘平。
当代，麻黄汤被用于治疗“感冒、流感”属风寒表实者；小青龙汤治“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属寒饮者；麻杏石甘汤治“肺炎、支气管炎”属肺热者；麻黄加术汤治“类风湿关节炎”属风寒湿痹者；越婢汤治“急性肾小球肾炎”属风水者——这些现代病症，都能在仲景的方证中找到对应。
药理研究更证实：麻黄中的麻黄碱能兴奋汗腺、缓解支气管痉挛（对应“发汗平喘”）；伪麻黄碱能利尿（对应“利水消肿”）；桂枝中的桂皮醛能增强麻黄碱的发汗作用（印证“麻黄配桂枝”的合理性）。这些发现，从现代科学角度，印证了仲景方剂的科学性。
第十二章：千载方不朽，一脉贯古今
如今，在中医院的药房里，麻黄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等方剂，仍是常用之方。医生开方时，会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兼证调整剂量与配伍：给老人用麻黄汤，常加黄芪；给小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