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人的本心（“恻隐之心”等四端）；
-“知性”：通过“尽心”领悟自身善性的本源；
-“知天”：最终明白善性源于“天”，从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
孟子的“合一”是“内在超越”：人不必外求神灵，只需向内修养本心，即可与“天”（道德本体）相通。他还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认为天地万物的道德意义已内在于人，真诚地践行本性，就是与天合一的快乐。
3.《中庸》：“致中和”与“参赞化育”
战国后期的《中庸》（儒家经典）进一步系统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赋予人“性”（善性），遵循本性行事就是“道”，修养“道”就是“教”，明确“天—性—道—教”的贯通链条。其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的本性（源于天）的本然状态，“和”是遵循本性的和谐状态；人通过“致中和”（修养到中和境界），不仅能实现自身的完善，还能辅助天地万物的化育（“参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境界。这种“合一”不是被动顺应，而是主动参与天地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点。
三、阴阳家：“天人感应”与“宇宙秩序合一”——结构关联层面的整合
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通过“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一个天、地、人相互感应的宇宙模型，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宇宙结构与人间秩序的对应统一”。
1.阴阳五行：宇宙与人间的同构性
阴阳家认为，“天”的运行遵循“阴阳消长”（如昼夜、寒暑）与“五行相生相克”（木、火、土、金、水）的规律，而人间的政治、伦理、历法等必须与之对应。例如：
-季节上，春属木（生）、夏属火（长）、秋属金（收）、冬属水（藏），土居中央；
-政事上，春夏应行德政（顺应“生”“长”），秋冬可行刑罚（顺应“收”“藏”）；
-朝代更替也遵循“五德终始”：每个王朝对应一种“德”（如夏属木德，商属金德，金克木，故商代夏），其制度、服色需与“德”匹配。
2.“天人感应”的互动性
阴阳家强调“天”与“人”不是单向支配，而是相互感应：人若顺应天道（如为政以德），天会降下祥瑞（如嘉禾、凤凰）；若违背天道（如暴政），天会以灾异（如地震、蝗灾）警示。这种“感应”虽带有神秘色彩，但本质是将“天”（自然秩序）与“人”（社会秩序）视为有机整体——二者通过相同的结构（阴阳五行）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体现了“结构层面的天人合一”。
四、其他学派的补充：墨家、法家的间接回应
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虽未直接提出“天人合一”，但对“天”与“人”的关系有独特论述，间接丰富了这一理念的内涵：
-墨家：墨子提出“天志”，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欲义而恶不义”），人（尤其是统治者）需“法天”（遵循天的意志行“兼爱”“非攻”）。墨家的“天”仍带人格神色彩，“合一”表现为“人法天志”，虽未达哲学层面的“合一”，但强调了“天对人的规范”，与儒家“德配天”有相通之处。
-法家：法家否定“天”的神秘性，将其视为客观自然（如韩非子“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主张“因势利导”，通过法治规范人事，与自然规律（“天”）并行不悖。虽反对“天人感应”，但承认“天”（自然）与“人”（社会）需各自遵循规律，间接认可了“秩序统一性”。
总结：百家争鸣中“天人合一”的多元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理论，在百家争鸣中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
-道家从宇宙本源出发，主张“天（自然规律）与人（生命本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