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87年的7月份。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高凯手中的那1,300亿，早已经全部消化完毕。
坦丁戈尔在北朝那边，也是陆陆续续的又弄回来了1,500亿超级美元。
有700亿超级美元，弄到第聂伯河地区那边去消化，剩下的800亿超级美元，放在了高凯这边。
高凯这一次并没有向犹太人下订单，而是直接换了一个方式。
让克尔斯组织了一支信得过的家族核心人员，让他们前往由日不落国所掌控的港城。
这时候，华夏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体系各方面都并不成熟，当中有很多可以消化这一些超级美元的渠道。
在深市和广东其他地区，类似地下钱庄的民间金融活动，已经出现并开始活跃了起来。
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与经济活力爆发期。
自从78年改革开放后，80年深市成为首个经济特区，“三来一补”也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些新兴的民营、外资企业，急需资金进行生产和扩张。
这时候国内的的国有银行体系，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对于风险较高的民营、个体和小微企业，贷款门槛极高，甚至根本不提供服务。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资金供需缺口。
另一个就是外汇管制与跨境贸易需求。
深市与港成城毗邻，两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但华夏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企业及个人在跨境贸易、投资和汇款方面极为不便。
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存在巨大价差，创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
这时候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一些本地的富裕个人或家庭。
利用自有资金，向急需资金的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发放高利贷。
这种借贷通常基于地缘、亲缘关系，手续简单，但利率远高于国家规定。
在国有银行体系之外，为民营经济的萌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血液”。
又因为国内跨境汇兑而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善，这一些地下钱庄，又产生了一个最核心的业务，那就是对敲。
这是深市等沿海地区地下钱庄最核心的业务。
这个业务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又粗暴。
一家深市企业需要支付港元给香港供应商，它会将人民币交给深市的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在内地的合伙人收款后，通知其在港城的合伙人，将等值的港元，从港城的账户支付给指定的港城供应商。
这一些港城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欧洲国家和漂亮国。
他们收到港币之后，就利用这一些港币，直接在港城兑换成美元，带回他们的国内。
整个过程，资金并没有实际跨境流动，而是通过两地平衡头寸的方式完成“对敲”。
这样子的对敲方式，极大地便利了跨境贸易，规避了严格的外汇管制，满足了市场对高效、灵活跨境支付的需求。
这类活动在华夏的法律上，是被明确禁止的，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罪”或“扰乱金融秩序”。
政府会进行周期性打击。
尽管面临打击，但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客观的经济推动作用，地下钱庄始终禁而不绝。
它们填补了官方金融体系留下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经济特区发展的“润滑剂”。
高凯准备让克尔斯，所成立的这一支队伍。
就是让他们带上500亿的超级美元，到港城那边全部兑换成港币，然后存起来。
“克尔斯，你让我们的人，前往港城那边，跟在港城潜伏的人员会合。”
“然后让他们找到港城的一些金融换汇公司，把这500亿超级美元，分成许许多多家的换汇公司，把港元给换回来。”
“除去各种手续费和给别人的报酬，换回来的港元，全部存入到港城的银行当中，大概能换回来3,50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