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那些荣誉本就该长在他身上。人人都看得明白，我是那个用来解决麻烦的工具，而老李是那个被精心喂养的宠儿。
最让人如鲠在喉的，是颗粒机的事。那台老掉牙的设备像个喘不上气的病人，每到夜里就频频“罢工”，一夜停产三四次是常事。
机器一停，整条生产线就得跟着瘫痪，白天攒下的进度被一点点蚕食，工人们怨声载道，车间主任急得满嘴燎泡。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次次攥着记录着停机数据的报表去找侯副部。
第一次去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看报表，头也没抬地说：“知道了，等研究研究。”
第二次，他在跟老李说笑，见我进来便收了笑容，摆摆手让我“先等等”。
第三次，我把停产造成的损失清单拍在他桌上，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他却慢条斯理地呷了口茶：“设备老了都这样，你多盯着点，实在不行就手动处理处理。”
那语气里的敷衍像针一样扎人，我忽然明白，他哪里是在研究，分明是在报复。
他就是要看着我在一次次停机里焦头烂额，看着我在无法完成的生产指标里束手无策。
后来我才琢磨过味来，他是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让我在全公司会议上出丑的机会。
他知道我性子急，知道我见不得生产受影响，更知道我在会议上从不懂得藏拙。
他不解决设备的问题，就是要让我在汇报工作时，对着那些难看的停产数据哑口无言，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被边缘化的人”果然能力不济。
那段日子，我像走在布满暗礁的浅滩上，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白天在车间里跟顽固的机器较劲，夜里还要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可我偏不信这个邪——机器会坏，但人的骨头不能软。
那些被刻意刁难的时刻，那些被区别对待的寒心，反而像淬火的水，让我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执拗愈发坚硬。
毕竟，有些人心眼小得装不下公道，有些人却能在泥泞里走出自己的路。
我知道，侯副部想让我在会议上栽跟头，可他忘了，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的——哪怕手里只有一把生锈的扳手，也能在绝境里拧开一条生路。
最后侯副部下令停产三个月，说是今年肯定自己生产的不够用的，干脆外购就可以。
谁都知道外购可以从里面拿好处。
而木粉的采购依然进行，因为厂里与厂家签订的合同，一方撕毁合同就要赔偿另一方的损失。
这时厂里的木粉存放了八千吨了，这个厂与村子一墙之隔，为了减少对村民的污染，我采购了好多防水篷布将整个场地木粉盖了起来这样一刮大的东南风还是往村民家里落，就怕村民自发地来到厂里找，也都是妇女。
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跟她们讲道理是讲不明白的，但人家已经找上了门又不能不接待，我先给村里的书记和主任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俩，生怕后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先让村里的领导心里有个数。
整个产区只剩下一条道车辆可以勉强通过，最后只好我在会上提出抓紧时间是修还是换新的设备的提议，公司才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并说了村里的村民找闹事的事情。
有了总经理的话，这才抓紧时间买了一台减速机换上，就开始生产了，为了尽快的消耗场地的木粉，我就吩咐烘干的日夜不停的运转生产颗粒。
为了尽快的消耗场地的木粉，我就吩咐烘干的日夜不停的运转，颗粒生产也都加班加点的干，力争减少木粉的库存量，增加产品存放量，为冬天供暖储备足够的燃料，就可以对外少采购，给公司节约资金。
每解决一件事情，我心情就非常放松，放松的时候就喜欢写写，不管写的水平如何，早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就像做好员工中一杆秤，总是把自己的心放在秤盘里称一称，总想把自己的知识放在秤盘里称一称，总想把自己的肩膀放在秤盘里称一称。
让员工们当秤砣，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