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和二哥的照片贴反了，却记得每个孙子、孙女的生日。
记得娘七十岁那年，我们凑钱在城里买了套小房子，想接她来享福。她却住不惯，说城里听不见鸡叫，睡不着觉。
最后娘还是妥协了，轮流在家陪她。她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会把孙子认成儿子，但从未忘记给每个回家的孩子煮一碗荷包蛋。蛋总是煮得太老，但我们都会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
今天天，娘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整理遗物时，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九个小布偶，都是用我们小时候的衣服改的。
每个布偶背后都绣着我们的生辰和乳名，针脚细密匀称，就像她这一生给我们的爱，不曾遗漏任何一针一线。
送老娘上西岭那天，阳光很好。她的棺材被九个孩子和十六个孙子围拥着，像一艘满载的船终于驶入港湾。
坟地选在爹旁边，相隔三十八年，他们终于团聚了。下葬时，一群红蜻蜓不知从哪儿飞来，在坟头盘旋不去。大姐说，那是母亲养的\"红虫子\"回来送她了。
如今每当我看见穿红衣服的小孩，就会想起老娘。想起她龟裂的手掌，想起她熬红的双眼，想起她在煤油灯下缝补的身影。
她用一生的辛劳，换来了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生。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到小康，从目不识丁到知书达理——这是一位农村寡妇用白发编织的奇迹。
老娘的一生，就像她常说的那句话：\"日子再难，也要活得有筋骨。\"
她没有留给我们金银财宝，却给了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在苦难中依然挺直的脊梁，和无论走多远都记得回望故乡的眼睛。
每年秋天，满坡的玉米金黄，风吹过时，叶子唰拉拉地响，像是老娘撒向人间的祝福。
九个\"红虫子\"如今散落天涯，但根永远扎在那方小院里，扎在那个蓝布衫女人温暖的怀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