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倒计时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十、九、八……”秒针的跳动声在每个人的耳膜上轰鸣。当“零”字落下的那一刻，大地仿佛突然凝固，紧接着，一道强光刺破云层，仿佛太阳提前降临人间。
“快看！”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底部是翻滚的火舌，顶部如同一朵盛开的雪莲花，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既壮丽又神圣。
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有人摘下帽子抛向空中，有人跪在地上亲吻着滚烫的沙土。一位老科学家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今日，中国有了自己的‘争气弹’。”
当原子弹的光芒照亮天际时，千里之外的校园里，一群年轻人正经历着另一种“熔炼”。响应“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一场场拉练如同风暴，席卷了全国的校园。
1965年深秋，北京某中学的学生们在凌晨四点集合，背包里装着窝头和咸菜，水壶里的水早已冰凉。带队的张老师举着马灯，灯光在晨雾中摇曳：“同学们，咱们这一路，要走一百里路，就当是走‘新长征’！”
十五岁的李华把磨破的布鞋带又紧了紧，脚趾头在鞋里冻得发麻。队伍沿着乡间小路行进，露水打湿了裤脚，远处的村庄还笼罩在黑暗中，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打破夜的寂静。
“累不累？”班长回过头，把自己的围巾往李华脖子上紧了紧。少年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有人不小心踩进泥坑，溅起的泥水在裤腿上开出一朵朵褐色的花。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他们坐在田埂上啃窝头，看着东方的天空由青转红，突然觉得，这一路的疲惫，都被这抹朝阳揉进了心里。
在沈阳某机床厂，一群中学生戴着安全帽，跟着师傅学习车工技术。十六岁的赵建国第一次摸到车床的操纵杆，手心直冒冷汗。“慢着点，别把刀给打了！”王师傅在旁边大声提醒，机床旋转的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金属碎屑如火花般飞溅，落在赵建国的工作服上，烫出一个个小窟窿。
“看见这游标卡尺了吗？”王师傅用油污的手指点着刻度，“差一丝一毫，零件就报废，干活就得像绣花一样精细。”赵建国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当他第一次独立加工出一个合格的齿轮时，看着齿轮表面闪烁的金属光泽，突然明白，劳动不仅是流汗，更是一种雕刻时光的手艺。
那些年，困难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国家，但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信念，在黑暗中凿出光亮。
1960年的大庆油田，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王进喜带领“铁人钻井队”在荒原上安营扎寨。没有吊车，他们就用撬杠和滚木把几十吨重的钻机卸下来。
没有水，王进喜就带着队员们用脸盆端、用桶挑，硬是把几十吨水倒进泥浆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的吼声盖过了呼啸的狂风，冰碴子挂在他的胡子上，却挡不住眼中燃烧的火焰。
一次钻井时，井喷突然发生，泥浆池里的泥浆翻涌着向外喷射。关键时刻，王进喜不顾腿伤，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冰冷的泥浆刺痛了他的伤口，钻心的疼痛让他几乎昏厥，但他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三个小时，直到井喷被制服。
当队员们把他从泥浆里扶出来时，他的衣服已经冻成了硬壳，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咱们的‘争气油’，就要喷出来了！”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北京街头的梧桐树上，知了正扯着嗓子鸣叫。人们挤在收音机旁，听着播音员激动的声音，有人默默流泪，有人把拳头砸在桌子上：“咱们中国人，就是压不垮！”
在西南某三线工厂，工程师老周在宿舍的墙上挂了一幅世界地图。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用红笔在地图上标记国际科技发展的新动向，那些鲜红的小点，像极了他心中未熄的火种。
他在日记里写道：“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