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一觉醒来已是夜晚。
外面雷声大作，惊得她浑身一颤。
聋老太惊醒后，点亮了油灯。
五斗柜最底层抽屉半开着，露出红绸布一角——那里放着一个老旧的信封。
“真要走到这一步吗……”她枯瘦的手指摩挲着这个褪色的牛皮信封。
信封右下角有个钢笔画的五角星。
这是她最后的底牌。
这是1946年救过时任某部参谋长的杜某人一命，对方留下的话：
“日后有难处，拿这个信封来找我。”
“哎，傻柱子啊……为了你，这可是奶奶我压箱底的东西啊。”
聋老太这么念叨着，一边还盯着五斗柜上傻柱送的那个粗瓷花瓶。
这孩子十岁起就给她挑水劈柴，下雨天第一个来修她漏雨的屋顶。
在这吃人的四合院里，只有傻柱真心实意把她当亲人。
“杜生……”
老太太对着空气喃喃道。这个她四十多年没唤过的名字，在舌尖泛起铁锈味。
“杜生现在该叫杜长了……”
她喃喃自语。
去年冬天在百货公司，她曾远远望见那个被十几个干部簇拥的身影，胸前的“先进工作者”奖章闪闪发亮。
他左耳垂上那道疤还在，就是当年她拖着中枪的他爬过碎玻璃时留下的。
顾不得外面雨点淅沥，聋老太换上压箱底的绛紫色夹袄，拄着拐杖出了门。
她绕到公用电话亭，往投币孔塞了三个五分硬币。
她颤抖着拨通了那个记了好多年都没打过的号码。
拨号盘转动的“咔嗒”声在清晨格外刺耳，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
“喂，我找杜主任。”
她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就说……旧闸北的赛金花有急事。”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后，突然传来个低沉的男声：
“老太太，您不该打这个电话。”
“杜生，我快入土的人了。”
聋老太的指甲掐进电话线胶皮里：
“就这一桩……我养大的孩子被冤枉偷了军属财物，现在……”
“您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
对方突然压低声音：“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这些旧官僚？
聋老太闭上眼，雨水顺着电话亭玻璃蜿蜒而下：“杜生，就这一次。”
聋老太声音突然软下来：“就当还那年盘尼西林的债。我保证，从此……”
电话那头传来敲击桌子的“咔哒”声。良久，杜主任叹了口气：
“这件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或许是知道聋老太的疑惑，那声音继续道：
“材料我看过了，偷窃军用物资是重罪，现在又赶上严打……”
聋老太的指甲掐进掌心：“杜生，就当还那年闸北仓库的债。我保证...”
“本来最多减刑，不可能无罪释放。
不过……算了，你后面会知道的。”
电话突然压低：
“对了，王建军是战斗英雄，现在又是重点培养对象，还有……
您别犯糊涂，别去招惹他家人！”
挂断电话，聋老太才发现自己刚换的衣服，后背又全湿透了。
杜某人的警告言犹在耳，可减刑远远不够——傻柱要是背着案底出来，这辈子就毁了。
更让她吃惊的是，杜某人居然知道傻柱的事情，刚刚对她说的最后几句——
是谁的警告？是他？还是王建军？
她在早点摊前徘徊许久，最终买了两个肉包子——这是傻柱最爱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