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名分大义之难。”
陆北顾竖起一根手指：“苏先生在第四段所期的‘攻其必救’，认为项籍进攻关中，秦军诸将必然舍赵来救。然项籍根基在楚，在诸侯联军。若其舍赵而骤然入关，据秦宫室，挟秦降王，在天下人眼中，此非‘挟天子’，恐成‘代暴秦’！”
他点出了苏洵策略中一个关键而常被忽视的软肋——政治合法性与人心的向背。
项籍杀宋义之后身份是“上将军”，而不是“楚王”，他接到的命令就是去救援赵国，并不是去进攻咸阳。
如果这么做，那么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极易被解读为篡夺和背叛反秦联盟的初衷，失去道义制高点。
当然了，道义只是前提，最重要的，还是现实可行性。
“其二，后勤根基之难。”
陆北顾竖起第二根手指，目光扫过众人：“项籍其主力乃楚地之兵，粮秣辎重亦多赖后方楚地及诸侯供给。孙子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苏先生所设‘疾趋咸阳’，轻兵突进，千里奔袭，其军需何以保障？”
“一旦项籍西进，河北之地的章邯在灭赵后，定然会断其后路辎重.无稳固之后方与畅通之粮道，西进之军则顿成孤军，进退失据，危如累卵！纵入咸阳，亦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焉能持久？”
项籍的根基在楚地，在联军体系。
千里奔袭咸阳，后勤补给线极度拉长，哪怕一路攻无不克，没有在任何坚城雄关下遇到阻碍，也要经过新降的、充满敌意的秦地，同时还要留下足够力量守住粮道，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三，人心归附之难。”
陆北顾竖起第三根手指，语气愈发沉凝：“苏先生论中，言及项籍若据关中，则可如刘邦一样尽收民心。然此点，我以为尤为艰难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尽除秦之苛法，与民休息，故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王为人，刚愎暴烈，纵入咸阳，岂能如刘邦一般宽仁？”
“我认为，恐怕极难改其杀伐酷烈之作风。届时，关中父老，不畏其威而惧其暴，岂能真心归附？失关中民心，则‘王天下’之基，便已崩塌一半。再者，诸侯之心，畏其威而未必服其德。项籍若舍弃救赵而骤然据秦之形胜，相当于背弃联军，再以强横姿态凌驾于诸侯之上，恐非但不能令其归心，反会加速其离心离德，使彭城分封后的局面提前上演，甚至更为惨烈。”
陆北顾说完这三点，对着苏洵拱手道：“苏先生之策，乃奇谋。然其施行之难，在于名分、后勤、人心三者，环环相扣，皆非项籍彼时之力、彼时之性所能克服。故我以为，项籍之败，其根由固在‘无取天下之虑’，然此‘虑’之缺失，非仅在于未识咸阳之重，更在于其性格、见识、根基、行事方式本身，便已注定他难以真正驾驭并稳固那‘取天下’之后果。其失，乃先天之失，非一时一地之误也。”
陆北顾最终将项籍的失败，归结为更深层次的人格特质、政治根基和行事逻辑的缺陷，认为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项籍即使做出苏洵假设的战略选择，也因其自身的“硬伤”而难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