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修《诗》《书》《礼》《乐》”，删订六经，这是 “藏” 的文化实践。《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即使到蛮荒之地，“藏” 的也是君子之道，而非随波逐流。
“藏” 与 “隐” 的区别在于 “心不隐”。《论语?微子》记载的 “隐者” 如长沮、桀溺，主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是彻底的归隐；而孔子的 “藏” 是 “道在己身” 的坚守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只是不强行推行。这种 “藏” 如《礼记?中庸》“道其不行矣夫” 的叹息，带着对现实的清醒，却无对理想的放弃。
“藏” 的价值在长远传承。孔子整理六经，使 “文武之道” 不至于 “坠于地”（《论语?子张》），这种 “藏” 比一时的 “行” 更具生命力。《史记?孔子世家》评价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他的 “藏” 为后世 “行” 奠定了基础 —— 孟子 “言必称尧舜”，董仲舒 “独尊儒术”，朱熹 “集注四书”，都是对孔子 “藏” 的继承与发扬，正如《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藏” 是 “通” 与 “久” 的过渡。
三、惟我与尔：颜渊与孔子的共鸣
颜渊能与孔子共鸣 “行藏” 之道，源于其 “安贫乐道” 的境界。《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种 “乐” 不是对贫困的麻木，而是对 “道” 的专注 ——“用之” 时能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舍之” 时能安于陋巷，正如《孔子家语?颜回》记载他 “不迁怒，不贰过”，情绪与行为的稳定使他能从容应对进退。
颜渊的 “行” 体现在对 “仁” 的追求。他问 “仁”，孔子答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他回应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将 “行” 落实到具体的克己实践；当孔子称赞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可见其 “行” 的持续性。这种 “行” 不依赖外在认可，而源于内在自觉，与孔子 “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主张完全契合。
颜渊的 “藏” 展现 “不怨天尤人” 的修养。《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虽是孔子的自述，却可用来形容颜渊。他在 “用之” 无望时，从未抱怨 “世无知己”，而是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地钻研学问，这种 “藏” 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蓄能，如《周易?乾卦》“潜龙勿用”，潜藏是为了时机成熟时的 “飞龙在天”。
孔子与颜渊的共鸣，是 “道同” 的默契。《论语?先进》记载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这种 “不说”（悦）不是盲从，而是深刻理解后的认同 —— 对 “行藏” 之道的共同领悟，使他们超越师生关系，成为精神上的同道。正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渊是孔子 “行藏” 之道的最佳知音。
四、子路之问：勇与谋的辩证
子路问 “子行三军，则谁与”，源于其 “好勇” 的特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这种勇武使他在战场上无畏，却也让他对 “行藏” 中的 “藏” 缺乏理解。他关注的是 “行三军” 的伙伴，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却未深思 “勇” 的边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 “智勇相济” 提供了契机。
“暴虎冯河” 的批判，指向 “勇而无谋” 的危险。“暴虎” 是徒手搏虎，“冯河” 是徒步过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都是鲁莽之举。孔子批评这种 “死而无悔” 不是真正的勇，而是 “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