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认为内心真诚比外在仪式更重要，“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诚是斋的本质；将 “慎战” 发展为 “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反对好战者、纵横家与过度开发，主张 “仁政” 止战；将 “慎疾” 关联 “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认为欲望节制是健康与道德的基础，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正是三慎精神的伦理延伸。
荀子以 “礼” 规范三慎，强调外在约束与内在自觉的结合。《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认为礼能规范斋戒（生之始）、战争（死之事）、疾病（生死之间）；《荀子?议兵》“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明确战争的正义边界在于 “禁暴除害”，而非 “争利”；《荀子?天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主张通过物资准备（养备）与顺应时节（动时）预防疾病，反对 “巫祝祷祠” 的迷信。他在《劝学》中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的修身主张，将三慎纳入 “礼法” 体系，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宋代朱熹的 “三慎” 诠释，融入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 的框架。他认为 “慎齐” 是 “存天理”——“斋者，整齐其心，不使妄动，所以存天理也”（《论语集注》）；“慎战” 是 “止人欲”——“战争多出于私欲，故需慎之”；“慎疾” 是 “循天道”——“饮食起居皆有常，则天理存而疾病远”。朱熹在母亲丧礼中 “居丧尽礼，不饮酒食肉，夜不解带者三年”（《宋史?朱熹传》），既慎疾（保护身体）又尽孝（符合礼制），实践了三慎精神。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将 “修身之要” 列为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些都是三慎的日常体现。
明代王阳明以 “心学” 解读三慎，回归 “良知” 的自觉。他认为 “慎齐” 是 “致良知”——“心诚则灵，不诚则无物，斋者，诚之至也”（《传习录》）；“慎战” 是 “知行合一”——“知战之危，则行必慎，此良知自然之用”；“慎疾” 是 “省察克治”——“常省己过，则天理存而疾病远，此良知之觉”。龙场驿时他 “旧疾复发，乃凿石为椁以俟”，却仍 “讲学不辍”，在病痛中领悟 “心即理”，是慎疾中的觉醒；平定宁王之乱时 “先谍知敌情，再设伏兵”，而非贸然进攻，体现慎战的智慧，其 “致良知” 学说使三慎从外在规范内化为内心自觉。
六、历史人物的三慎实践：敬畏的多样呈现
诸葛亮的 “慎战”，是 “鞠躬尽瘁” 的担当与审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他 “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但 “每战必亲勘察地形，夜观星象”，如 “空城计” 前 “登城望司马懿军，见其多疑，乃定计”；《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平定南中，采用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的策略，七擒孟获使其心服，避免反复叛乱，这种 “慎战” 不是畏缩，而是 “安邦定国” 的责任。他在《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的家训，也体现慎疾的养生思想。
苏轼的 “慎疾”，是逆境中的豁达与调养。《东坡志林》记载他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无论顺逆都 “早寝早起，饮食有节”—— 贬黄州时 “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种稻种菜锻炼身体；贬惠州时 “日啖荔枝三百颗” 却 “不辞长作岭南人”，顺应环境调养；贬儋州时 “食芋饮水，着书以为乐”，以乐观心态抗病。他在《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的感慨，在病痛中领悟生命的有限与永恒，这种 “慎疾” 是与命运和解的智慧。
文天祥的 “慎齐”，是气节坚守中的精神寄托。《宋史?文天祥传》记载他 “囚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却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