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丧礼饮食正是这些核心伦理的实践场域。
“未饱” 是丧礼饮食礼仪的 “小节”，却能见微知着显 “大义”。《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未饱” 是 “恭俭” 的具体表现；《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未饱” 是 “慎终” 的细微体现。与 “三年之丧” 的大节相比，“未饱” 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 所强调的，在细微处更能见精神 —— 就像《仪礼?乡饮酒礼》中 “一献之礼” 的繁琐流程，从 “谋宾”“戒宾” 到 “献酬”“旅酬”，每个环节都藏着 “和为贵” 的深意，“未饱” 这一细节也藏着 “仁为贵” 的内核。
不同等级的丧礼，饮食规范差异显着，更凸显 “未饱” 的普遍性。天子崩，“七日而殡，七月而葬”，丧宴用 “醴酒”“脯醢”，宾客多为诸侯，“未饱” 的节制体现在饮酒不酣；诸侯薨，“五日而殡，五月而葬”，丧宴用 “酒”“脯”，大夫为宾，“未饱” 表现为食肉不多；士丧，“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如《仪礼?士丧礼》所载，用 “黍米饭”“腌菜”，士为宾，“未饱” 即食量减半。这种等级差异中，“未饱” 作为共同原则贯穿始终，说明共情是跨越阶层的人性需求。
战国时期的墨家，对丧礼饮食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墨子 “节葬” 思想认为 “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墨子?节葬》），强烈反对包括饮食节制在内的过度丧礼。但孔子的 “未饱” 并非 “久丧” 的极端行为，而是适度的情感表达，与墨家的 “节葬” 在 “反对极端” 上有相通之处，只是儒家更重情感共鸣，墨家更重实用理性，这种差异恰如《荀子?解蔽》所言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孔子仁知且不蔽”。
四、历史回响：“未饱” 精神的传承与变异
孟子对 “未饱” 精神的继承，体现在将个体共情扩展到政治领域。他见 “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孟子?梁惠王上》），便肯定其 “仁术”—— 这种对牛的不忍与孔子对丧家的不忍同属 “恻隐之心”。孟子进一步提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将 “未饱” 的个体共情升华为 “仁政” 的治国理念，主张君主应 “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其逻辑与 “未饱” 一致：对他人痛苦的漠视，既是不仁，也是失政。
汉代的郑玄，以经学注解深化 “未饱” 的礼仪内涵。他在《礼记注》中解读 “临丧不饱” 时说：“哀戚在中，故不能饱食，此礼之自然也。” 强调 “未饱” 是情感驱动的自然行为，而非强制的礼仪条文。郑玄本人在母亲丧礼中，“庐于墓侧，服终，举孝廉”（《后汉书?郑玄传》），守丧期间 “日食一粥”，虽超出 “未饱” 的程度，但其 “哀戚在中” 的精神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对 “三礼” 的注解，使 “未饱” 的精神通过经典诠释得以系统传承。
唐代的韩愈，在丧礼实践中彰显 “未饱” 精神。他为侄子韩老成撰写的《祭十二郎文》，开篇即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字里行间满是 “食不甘味” 的哀痛。据《新唐书?韩愈传》记载，他在贞元年间丁母忧，“庐墓三年，不澡饰”，期间 “所食唯麦饭、蔬菜”，这种饮食节制虽属守丧者的行为，但其 “哀戚” 与孔子 “未饱” 同出一源。韩愈倡导 “文以载道”，其文道中便包含对 “仁” 与 “礼” 的坚守，“未饱” 精神正是这种坚守的体现。
宋代的朱熹，将 “未饱” 纳入 “性即理” 的哲学体系。他在《论语集注》中说：“临丧哀，不能甘食，此理之自然，非强为之也。” 强调 “未饱” 是 “性理” 的自然流露 —— 人性本有 “恻隐之心”，“未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