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中年时周游列国，“采其风，观其俗”，在卫国向蘧伯玉请教为政之道，在齐国与晏子探讨君臣关系；晚年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仍感叹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种 “活到老学到老” 的精神，打破了 “学成而后止” 的误区。
“学而不厌” 不仅是积累知识，更是完善人格。《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 的学习是为了 “克己复礼”，如孔子学礼不仅是记诵仪节，更是践行 “仁” 的规范；学乐不仅是掌握音律，更是领悟 “和” 的精神。这种 “学” 与 “德” 的统一，使 “学而不厌” 成为修身的途径，正如《中庸》所言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厌” 是对 “笃行” 的追求。
战国时期的荀子，将 “学而不厌” 发展为系统的学习理论。他在《劝学》中开篇便说 “学不可以已”，以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比喻学习的递进；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强调积累的重要。荀子本人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 “三为祭酒”，却始终 “学至老而后止”，他的 “不厌” 带着理性的自觉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学习是人格的塑造。
宋代的朱熹，一生 “学而不厌”，即便晚年仍 “日读《论语》，日有新得”。他在《朱子语类》中记录大量读书心得，如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这种持续的热情源于他对 “格物致知” 的信仰 —— 认为 “一草一木皆有至理”，需不断探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自己也常 “与诸生共论，至夜分乃罢”，“学而不厌” 使他既能 “泛滥辞章”，又能 “遍求百家”，最终 “返求诸六经”，构建理学体系。
清代的戴震，以 “学而不厌” 破解经典疑难。他年轻时 “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戴震年谱》），对《说文解字》《尔雅》等小学典籍反复钻研；中年时 “举乡试不第，馆于扬州”，仍 “昼夜思考，目眦尽裂”，在与惠栋等学者的论辩中完善学识；晚年任四库馆纂修，“于经史、小学、天算、地理靡不贯通”，却仍说 “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粗不知其精”。戴震的 “不厌” 体现在对细节的苛求，如考证 “理” 字本义，“凡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这种严谨使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巅峰之作。
三、诲人不倦：传承途中的不知疲倦
“诲人不倦” 的 “诲”，是 “教导” 之意，孔子的 “不倦” 不是体力的坚持，而是精神的投入 —— 他将教育视为 “成人之美” 的使命，因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论语?先进》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平等地与弟子探讨志向，这种 “诲人” 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心灵的对话，因而能不知疲倦。
孔子的 “诲人不倦” 体现在因材施教。对 “好勇过我” 的子路，常以 “义以为上” 约束；对 “退而省其私” 的颜回，多以高深道理启发；对 “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 的冉有，侧重政事实践指导；对 “赐也达” 的子贡，鼓励 “告诸往而知来者”。这种 “因才施教” 使教育充满创造性 —— 面对不同的灵魂，需不断调整方法，反而激发了孔子的教育热情，正如他在《论语?雍也》中所言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把握分寸本身就是 “诲人” 的艺术。
“诲人不倦” 还体现在对弟子的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