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是对人的尊重，而非单纯的物质给予。
二、何事于仁：圣与仁的境界分野
孔子将 “博施济众” 提升至 “圣” 的境界，绝非否定其价值，而是明确圣与仁的层次差异。“圣” 在甲骨文中作 “耳” 形，意为 “通达事理”，《说文解字》“圣，通也”，后引申为 “超凡入圣” 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外在功业，仁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内在德性；圣是尧舜级别的理想状态，仁是每个人可践行的日常修为。
尧舜 “犹病诸” 的感叹，揭示了圣境的难以企及。尧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却仍 “忧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记载他 “求能治水者”，四岳推荐鲧，尧虽知鲧 “方命圮族”，仍 “试可乃已”，最终鲧治水九年 “功用不成”，尧不得不另寻贤才；舜帝 “举八元八恺，去四凶”，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却因 “子商均不肖” 而禅位于禹，《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始终存有遗憾。这种 “病诸”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圣人对 “博施济众” 的极致追求 —— 正如《中庸》所言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越是接近圣境，越能察觉自身不足。
仁与圣的区别，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主体不同。圣是少数统治者的功业，如尧舜禹汤；仁是所有人的德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践行仁道，如《论语?宪问》中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其二，路径不同。圣需借助权力资源，如 “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通过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仁可通过个人行动，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通过家庭伦理践行仁道。其三，目标不同。圣追求天下太平，如 “尧以天下与舜”，实现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仁追求人际和谐，如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
这种分野，打破了 “仁是遥不可及的圣境” 的误解。子路问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答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强调仁的践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正如《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仁是 “尽性” 的功夫，圣是 “至命” 的境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当代社会常将 “圣人” 标签贴在道德模范身上，如称特蕾莎修女为 “圣人”，却忽视了她 “从身边小事做起” 的仁行 —— 她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垂死病人擦洗身体，为饥饿者提供食物，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动，正是 “仁” 的体现。孔子的智慧在于：不否定圣境的崇高，更强调仁行的可行，让普通人在 “能近取譬” 中找到道德方向。
三、己欲立而立人：仁道的核心要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经典诠释，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立” 指安身立命，如 “三十而立” 的事业根基，《论语?为政》中孔子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建立起稳固的道德与事业基础；“达” 指通达顺遂，如 “邦有道，不废” 的境遇顺遂，《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己欲立” 与 “立人”、“己欲达” 与 “达人”，不是单向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成全 —— 正如《礼记?礼运》“故人不独亲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