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其职责本就需要良好的口才，以准确传达祭祀中的祝祷之词。这种职业训练让他具备了超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只是在乱世中，这种能力被用于谋取私利，才沦为 “佞”。
《孔子家语》中还有一段记载：祝鮀曾向孔子请教 “仁” 的含义，孔子回答 “仁者爱人” 后，他沉默良久，随后在政务中有所收敛。这说明祝鮀并非天生的恶人，其 “佞” 的形成也与环境的逼迫有关。在 “不佞则难以自保” 的时代，他的选择或许带有无奈的成分。
这种复杂性提醒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标签化。祝鮀的 “佞” 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孔子既批评他的 “巧言”，又在夹谷之会后承认他 “能守其职”，这种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孔子看待问题的辩证眼光。
六、宋朝的悲剧性：美貌作为原罪的隐喻
宋朝的结局充满悲剧色彩。他最终因卷入卫国的权力斗争，被卫庄公追杀，逃亡至晋，后又因参与叛乱被杀。这位凭借美貌上位的公子，最终也因美貌带来的争议而走向毁灭，其一生仿佛是 “美貌作为原罪” 的隐喻。
宋朝的悲剧源于美貌与能力的失衡。他仅凭容貌获得权力，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才能与道德修养，无法驾驭这种权力。南子的宠爱、大夫的攀附，都让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最终在复杂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这种 “德不配位” 的困境，是所有仅凭外在优势上位者的共同隐患。
更深刻的是，宋朝的美貌在男权社会中，还带有某种 “被凝视” 的屈辱。尽管他凭借美貌获得了权力，但本质上仍是权贵（南子、宣姜）的依附者，其价值取决于他人的喜好。当卫灵公去世、南子失势后，他的 “美貌资本” 瞬间贬值，成为新政权清洗的对象。这种依附性，注定了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孔子提及宋朝时，或许也看到了这种悲剧性。美貌如同 “佞” 的口才，都是不可靠的生存基础 —— 它们可以带来一时的便利，却无法提供长久的保障。只有内在的德与才，才能让人在任何时代都立于不败之地。
七、“免于今之世” 的生存智慧：孔子的应对之道
面对 “佞” 与 “美” 横行的时代，孔子并非消极哀叹，而是提出了积极的生存智慧。他教导弟子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即在乱世中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学会保护自己，这种智慧正是对 “难乎免于今之世” 的回应。
孔子的生存智慧首先是 **“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认为，在乱世中，过多的言辞容易被利用，不如脚踏实地做事。弟子子路勇猛有余而沉稳不足，孔子多次告诫他 “三思而后行”；而颜回 “敏于事而慎于言”，则得到孔子的高度称赞。这种 “行胜于言” 的态度，是对抗 “佞” 的有效方式。
其次是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孔子并非鼓励逃避，而是强调在无法发挥作用时，避免无谓的牺牲。他离开鲁国后，曾拒绝前往晋国，因为当时晋国正处于六卿混战的乱局，他认为 “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在乱世中同流合污，不如等待合适的时机。
更重要的是 **“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即使在乱世，也不能放弃对 “道” 的追求。他自己 “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传播礼乐之道；弟子曾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将坚守道义视为终身使命。这种对 “道” 的执着，让他们在 “佞” 与 “美” 横行的时代，依然能保持人格的独立。
孔子的生存智慧，本质上是在妥协与坚守之间寻找平衡：既不放弃原则迎合乱世，也不盲目对抗导致毁灭，而是以 “道” 为核心，灵活应对复杂的环境。这种智慧，让他和弟子们在 “难乎免于今之世” 的时代，不仅得以生存，还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
八、后世对 “佞” 与 “美” 的反思：历史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