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人” 的行为。孔子将 “仁” 概括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既是一种道德准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君子儒在人际交往中践行 “仁”，在政治实践中推行 “仁政”，如子产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被孔子称为 “惠人”，正是君子儒 “以仁为依” 的典范。
以艺为游，通权达变：君子儒并非迂腐的道德教条主义者，而是 “游于艺” 的通达之士。这里的 “艺” 指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代表着全面的知识与技能。君子儒掌握这些技能，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与仁，在具体情境中做到通权达变。如孔子在卫国时，“子见南子”（《论语?雍也》），虽遭子路质疑，却坚持认为在特定情境下应采取灵活的交往方式，这种 “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的态度，体现了君子儒对 “艺” 的灵活运用。
君子儒的这四种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境界：以道为方向，以德为根基，以仁为灵魂，以艺为工具，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境界超越了单纯的知识或技能，达到了知、情、意、行的统一。
四、小人儒的典型表现：技艺化与功利化的陷阱
与君子儒相对，小人儒的境界局限主要体现在对 “儒” 的技艺化与功利化理解上。他们将儒者的身份降格为一种知识技能或谋生手段，失去了对道与仁的追求，这种局限在古今儒者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技艺化的泥沼：小人儒将儒家的知识与礼仪视为纯粹的技艺，如同工匠对待工具一般，只注重其操作的熟练程度，而不探究其背后的精神内涵。他们可以对《诗经》《尚书》倒背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的 “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可以将礼仪的每个动作做得精准无误，却体会不到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深刻含义。如《论语?先进》中记载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公西华说 “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虽然谦逊，却将志向局限于 “小相” 的技艺层面，反映出小人儒的技艺化倾向。
技艺化的极致是 “皓首穷经” 却 “不知义”。汉代的一些经学家，为了注释一个字可以写出数万言的文章，却对经书中的大义视而不见；清代的某些考据学者，将毕生精力用于校勘古籍的字句差异，却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他们就像子夏可能陷入的困境那样，在 “文学” 的细节中迷失，忘记了儒家 “经世致用” 的根本宗旨。
功利化的迷障：小人儒将儒家的知识作为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学” 是为了 “仕”，“仕” 是为了 “禄”，整个过程都围绕着个人利益展开。他们在朝堂上高谈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牟取私利；在着述中标榜圣贤之道，实际上却为了迎合当权者的喜好而曲意逢迎。如《论语?阳货》中记载的 “乡原，德之贼也”，那些看似符合儒家标准的 “好好先生”，实则是为了获得乡邻的赞誉而放弃原则，是典型的功利化小人儒。
功利化的另一种表现是 “达则骄纵，穷则怨怼”。当仕途顺利时，小人儒会将功劳归于自己的 “学问”，变得骄傲自满，忘记了 “为政以德” 的告诫；当遭遇挫折时，他们会抱怨 “时运不济”“天道不公”，动摇对儒家之道的信仰。他们不像君子儒那样 “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而是被外在的境遇所左右，失去了内心的平衡与坚守。
境界的狭隘性：无论是技艺化还是功利化，本质上都是境界的狭隘性 —— 小人儒的视野局限于个人的知识领域或利益范围，无法达到君子儒 “胸怀天下” 的广阔境界。他们就像井底之蛙，将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儒家知识视为整个天空，却不知道儒家之道原本是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广阔天地。
孔子对子夏的告诫，正是要让他警惕这些陷阱。他希望
